細讀《三國志》，結合法律與刑罰，忽然發現，諸葛亮將“流放”這個刑罰發揚光大，對於“封建五刑”或“新五刑”的建立，應該是最有貢獻的。
一、秦漢商周時期主要實行“舊五刑”（即“奴隸五刑”）
在秦漢商周時期，中國主要的刑罰被稱之為“奴隸五刑”或“舊五刑”，從低到高分為“墨、劓、刖、宮、大辟”五大類，“墨刑”就是在額頭上刺字並塗上墨汁，永不消退；“劓刑”就是割去鼻子；“刖刑”就是砍腳；宮刑就是割去生殖器，大名鼎鼎的司馬遷就是被判處“宮刑”；大辟就是砍頭。
“舊五刑”都是肉刑，一旦實施，就永不消退或還原，漢朝文景時期，逐漸改變“舊五刑”，最著名的就是“緹縈上書”，緹縈的父親被判處肉刑，緹縈哭哭啼啼的跑到長安上書漢文帝，“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路莫由。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史記 扁鵲倉公列傳》），一旦被判處肉刑，那就是毀傷肌膚肢體，永不還原，連改過自新的機會也沒有了，緹縈願意當官婢，替父受罪，漢文帝受到感動和感悟，開始消除一部分肉刑，用其他刑罰來代替，不過並沒有徹底消除，漢文帝的孫子漢武帝，似乎特別喜歡“宮刑”，搞了一個“蠶室”特地來執行宮刑，司馬遷就被判處宮刑，在長安當人質的樓蘭王子也被判處宮刑，“徵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漢書 西域傳》）。
在秦漢商周時代，刑罰是以“舊五刑”為主，還有一些其他的刑罰作為輔助刑罰。
比如判處“勞役”或“徒刑”，勞動改造，往往去做“城旦舂”，男的築城（“城旦”），女的就是舂米（“舂”），漢朝末年三國早期，《三國志》之《蜀書》之《彭羕傳》記載，“後又為眾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劉）璋髡鉗（彭）羕為徒隸”，彭羕詆譭益州牧劉璋，被劉璋判處徒刑，頭髮被剃掉了（“髡”），脖子上帶一個鐵項圈（“鉗”），做苦力（“徒隸”），史書中沒有記載具體做啥苦力，也許就是在築城（“城旦”），也許是做其他的苦力。
二、魏晉南北朝開始逐漸實行新的五刑，在隋唐形成統一的“新五刑”（即“封建五刑”）。
漢朝後期，逐漸消除肉刑，用各種各樣的刑罰來代替“舊五刑”，但沒有形成統一的刑罰。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用新的五刑來替代“舊五刑”，北魏（《北魏律》）、北周（《北周律》）實行的五刑是“死、流、徒、鞭、杖”，北齊（《北齊律》）實行的是“死、流、耐、鞭、杖”，到了隋唐，正式形成“新五刑”，被稱之為“封建五刑”，並且沿用到清朝末年，“新五刑”就是“死、流、徒、杖、笞”，其中，“死刑”就不言而喻了，“流刑”就是被流放，也稱之為“徙”；“徒刑”就是判處當勞役；“杖刑”就是用木板打屁股；“笞刑”是用竹片來打，竹片的分量比木板要輕，竹片和木板的尺寸都是有具體規定的。
從隋唐開始實行“新五刑”，”新五刑“是主要刑罰，還有一些其他的輔助刑罰，比如“枷刑”，脖子上拴上一個木枷，並且還要被公開示眾。
秦漢時期的“舊五刑”，到了魏晉南北朝史逐漸演變成“新五刑”，而三國時期，正好是一個過渡時期。
三、三國時期的刑罰
三國時期，主要是魏、蜀、吳三個國家，這三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法律或律例。
1、魏國：曹操和曹丕都比較重視法律，但沒有形成統一的文字制度，魏明帝曹睿，尤其重視刑罰制度，特地設立“聽訟觀”，親自過問一些大案要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魏明帝曹睿）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並且多次降低刑罰，“減鞭杖之制，著於令”（《明帝紀》），同時制定了《魏律》，“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劉劭傳》），《魏律》原書早已失傳，不過從其他書籍中的片段摘要記載顯示，《魏律》所制定的刑罰主要是“死刑、髡刑、完刑、作刑、贖刑、罰金、雜抵罪”等，雖然大幅度改變了秦漢商周時期的“舊五刑”，但和後來的新五刑“死、流、徒、杖、笞”相比較，其中主要缺少了“流刑”，也就是“流放”，這是一個大遺憾。
2、吳國：吳國在孫權時期，制定過一些法律。黃武五年，“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孫權“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吳主傳》），在陸遜的建議下，孫權制定了一些成文法規，即“盡寫科條”，又在“（嘉禾三年）乃表定科令”（《吳主五子（孫登）傳》）。孫權兩次制定法律，不過吳國的這些法律文字早已失傳，從其他書籍的相關摘要記載中，吳國的刑罰大致有“鞭、髡、剝面、鑿眼、刖足、徙、鋸頭、車裂、夷三族”等，似乎和秦漢的“舊五刑”相差不多，應該主要沿用了早期的舊五刑，或者參考沿用了漢朝漢高祖劉邦時期的《九章律》，對於“新五刑”的發展，似乎沒啥貢獻。
3、蜀國：劉備當漢中王時期，應該是制定了一些成文法律，大概可以稱之為《蜀科》，“（伊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伊籍傳》），大名鼎鼎的諸葛亮、法正、李嚴等人都參與制定，蜀漢的《蜀科》也早已失傳，其他書籍都沒有相關的摘要或引用，因此無法來比較，但是，從《三國志》之《蜀書十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發現，蜀漢對於後來的“新五刑”有極大的貢獻，尤其是發揚光大了“流放刑罰”。
四、蜀漢時期，“流放”被多次應用，應該是變成了主流刑罰
《三國志》之《蜀書十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其實就是蜀漢七個不得善終的人物傳記集合，即劉封、彭羕、廖立、李嚴（李平）、劉琰、魏延、楊儀等七個人，魏延是在權力鬥爭中死的不明不白，而且還被“夷三族”，劉封、劉琰、彭羕等三人是被誅殺的，判處了死刑，而李嚴、廖立、楊儀等三人，都是罷官為民，被判處流放，最後死在流放地點的，也屬於不得善終。
1、廖立：廖立早期受到劉備的重用，擔任過長沙郡太守、巴郡太守，劉備當漢中王時，廖立當上了侍中，劉禪繼位後，廖立擔任長水校尉，職位等級僅次於九卿，廖立本人自視較高，自以為在能力上僅次於諸葛亮，要比其他人強得多，但是在官職上，卻沒有成為蜀漢第二人，於是心中不滿，到處發牢騷，最後諸葛亮出面，以誹謗等理由，“廢（廖）立為民，徙汶山郡”，也就是將廖立罷官為民，判處“流放”，一家人從成都流放到汶山郡，幾年後，廖立死在流放的固定監管地點，即“徙所”，廖立死了後，他的家人從流放的汶山郡回到了成都，“（廖）立遂終徙所。妻子還蜀”（《廖立傳》）。
2、李嚴（李平）：李嚴也是劉備重用的關鍵人物，是劉備去世前指定的兩大託孤大臣之一，在建興九年，諸葛亮上表劉禪，定罪李嚴，罷官為民，判處流放，流放到了梓潼郡，“乃廢（李）平為民，徙梓潼郡”（《李嚴傳》），最終李嚴死在了流放地點，李嚴死後，史書中沒有寫到他的家人回到了成都，有可能是李嚴一個人被流放的。
3、楊儀：楊儀也是被劉備賞識的人物，最初是關羽的部下（“功曹”），被劉備看中，先後擔任了“左將軍兵曹掾”、“尚書”，在諸葛亮執政時期，擔任了丞相府的長史，他的官職一直比蔣琬高一點，但是，最終蔣琬成為了諸葛亮的指定繼承人，楊儀就有些不開心，於是“怨憤形於聲色，嘆吒之音發於五內”，最終被費禕上表劉禪，定罪判刑，“廢（楊）儀為民，徙漢嘉郡”，楊儀被罷官為民，判處流放，一家人都被流放到漢嘉郡，楊儀這個人性格固執，到了流放監管的固定地點，也就是“徙所”，依然大發厥詞，最後楊儀自殺，楊儀自殺後，他的家人才回到成都，“（楊）儀至徙所，覆上書誹謗”，“（楊）儀自殺，其妻子還蜀”（《楊儀傳》）
在蜀漢，廖立、李嚴、楊儀是被判處流放，史書中用的是“徙”，也就是流放，他們三人都是從（老家）成都被流放到其他地方，在流放地點，他們有固定的場所，史書中用“徙所”來表示，他們必須在流放地點的固定場所居住，不能隨意跑動，或者偷偷溜回成都，應該是被監管的。
五、諸葛亮將流放刑罰發揚光大，對於封建五刑的建立最有貢獻。
廖立、李嚴是被諸葛亮定罪，判處流放的，而楊儀，則是被諸葛亮的繼承人蔣琬或費禕定罪，判處流放的。三國時期，蜀漢就有三位重量級人物被判處流放，而魏國、吳國，在《三國志》中，似乎沒有見到判處流放的記錄。
流放，“流”或“徙”，在秦漢朝時期不列五刑之中，不作為主要刑罰，但已經有流放這個刑罰，尤其是在東漢時期。
平原郡太守趙憙殺死了盜賊的頭目，對於那些從犯，趙憙建議判處流放，即“徙京師近郡”，漢光武帝劉秀採納了他的建議。“遷（趙）憙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趙）憙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趙）憙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漢光武帝劉秀）從之，”（《後漢書 趙憙傳》）。
在《後漢書 黨錮列傳》記載“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判處死刑、流放、罷官、禁止做官的，有六七百人，
東漢後期，八駿之一的李膺，被收押審問，判處死刑，妻子兒女被流放到邊遠的地方，李膺的門生、舊吏等，一律限制不準做官，“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後漢書 李膺》）。
在漢朝時期，尤其是在東漢後期，已經逐漸開始使用“流放”，應該是僅次於死刑（或其他肉刑）的刑罰，但沒有列入主要刑罰之中，不屬於五刑，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流放”成為主要刑法之一，並且成為新五刑之一，“死、流、徒、杖、笞”，流放正式成為僅次於死刑的正式刑罰。
而處在東漢和魏晉南北朝之間的三國時期，魏國、吳國的法規法律或相關記載中，並沒有“流放”這個刑罰，只有蜀漢，似乎比較偏愛“流放”，李嚴、廖立、楊儀等三位重要人物，沒有被判處死刑，都被判處了流放，流放這個刑罰在蜀漢發揚光大，我個人認為，流放在漢代時期不屬於主要刑罰，在魏晉南北朝成為主要刑法之一，而過渡階段的三國時期，只有蜀漢使用流放比較多，尤其是從諸葛亮執政時期開始，相比較魏國、吳國，諸葛亮將流放刑罰發揚光大，對於封建五刑的建立最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