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關林與明清關林的民間信仰
明清的關林
關林，簡單地說，就是關羽陵墓所在。據傳關羽被殺後，曹操禮葬關羽，將其頭顱葬在洛陽城南，留下一座“關王大冢”。
明代《重修關王冢廟記》記載：“洛陽縣南門外離城十里，有關王大冢，內葬靈首，漢時有廟，及今年久毀壞。”
曾經風光的關林到後世已經“風雨蔽壞，廟宇罔存”。雖然史籍對此著墨不多，但據漢代陵墓形制推知，關羽的墓應當廟宇、享堂齊全，而且遍植松柏，以成為“林”。
這在明清的《關林全圖》中也可以得到印證。而關林中的碑刻，當指歷次修建後的立碑記載郭挺彩先生主編的《洛陽關林志》，收錄了大量有關明清時期關林修建的碑刻，為洛陽關林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
自東漢末年至於明清，關林屢經天災人禍。而伴隨著民間信仰的發展和官方的推動，關林又屢次被修建、擴建。各版本地方誌記載了幾次大的修建，無外乎政府、朝廷大員、地方官吏、鄉紳商賈、鄉民社眾各自出錢出力。
自明代、清代到民國，或官方推動或民間自發，對關林的擴建保護是一直存在的，雖然每到改朝換代之際屢遭兵禍，但終究還是存留下來。且當地民間信仰中“素慕關羽忠義”，對關林的維護也起到積極的作用。
及至當下，關帝的陵墓廟宇或已掩映於自然風光之中，但洛陽關林的碑刻還留存在當地，忠誠地記錄了歷史。
明清民間關羽信仰
這裡還要簡單介紹一下洛陽關於關林的民間信仰，或者簡單來說，是道教的一部分。
洛陽自古與道教淵源頗深，老子、張天師都曾長期生活在洛陽，道教的許多流派或傳世於此，或傳播於此，在古代的洛陽，道教的群眾基礎是很不錯的。到了明清，道教漸趨衰落，即使洛陽是道教文化重鎮，也難免受到影響。
這時候的道教於是發生了大的轉變，從秦漢以來的求仙問道、遺世獨立變得越來越世俗化。這種道教的世俗化又主要表現為，其一，神靈的功能發生轉變，更為實用；其二，信徒求神拜佛的功利性增強，更為關注現實；其三，倫理意識強化，儒學影響力增強。
民間對於關羽的信仰當然也是道教世俗化的一部分，或者說是道教世俗化的成果。關羽，生前是漢壽亭侯，蜀漢的五虎上將，死後被民間尊稱為關公，兩宋以來，更被官府屢加封賞。在道教中，關羽被奉為“關聖帝君”，即人們常說的“關帝”，為道教的護法四帥之一。如今遍地開花的關帝廟也是民間關羽信仰的佐證。
那麼詳細到明清時期的洛陽關林周邊，民間關羽信仰的情形更為不同。明清時期關羽信仰的繁榮是官方與民間的良好互動。關羽生前即以忠義聞名，到明清，洛陽地區湧現出許多關帝廟。關羽被稱為帝君，是沿用了道教神譜中既有的尊號，也符合中國古代對有功之士的褒揚封贈的習慣和做法。
因此，借關帝名義來宣揚忠義等儒家倫理，有著特別的優勢。所謂“嘗稽古來凡功臣名將，有功在社稷，澤在蒼生者，莫不為之建其祠，表其像，禴祀蒸嘗，以酬功酬德者也。況敕封三界伏魔大帝，鍾天地之正氣，植古今之綱常。忠照日月，義並乾坤，秉正除邪，福善禍淫，誠為萬世之所託命，萬代所永賴也。”這裡的伏魔大帝就是關羽。
明清時期關羽的“職能”也發生轉變，逐漸從被表彰的忠義的代表擴充套件成為明清古代傳統社會典當業、軍人、武師、命相家、教育業等行業的行業之神。——這種業務範圍廣泛的現象或許是中國實用型神靈崇拜的表現，不獨關帝如此。
當然，關帝與現實的關係越來越密切，這與原始道教出世的觀念是截然相反的，因此也是道教世俗化的表現。
另外，明清以來，關帝廟會定期舉辦各種活動，人們踴躍參加，熱鬧非凡，這也是曾經遺世獨立的道教不可想象的。
總之，民間的關帝信仰在明清時達到了高潮，成為民間不可替代的正神。朱元璋認為明代得以建立得益於關羽的神助，立國後在應天府的雞鳴山的南面建立關羽廟。清代關帝信仰更甚於明代。
入關前，“戰時，每顯靈應助戰，以後遇有戰役顯應，則必加封號，祀典漸隆”。入關後，沿襲明朝歲祭關廟的成例。順治九年將關羽加封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此後加封次數為歷代最多。
明代的捐建信徒
還說洛陽關林的碑刻，明清以來，記錄關林修建的碑刻眾多，展現出明清之際關帝崇拜的不同的特點。在明代，萬曆年間是關林興修和祭祀的高峰。
關林碑刻《創塑像壁記》記載：“按《三國志》所載：洛城南十五里許，有漢壽亭候之元冢。夷考當時，蓋以王禮葬也。漢至今耿耿不磨，代代有崇封顯諡。……洛國王疏請建立殿宇，以為棲神之所。不日寢宮落成，西配殿工竣，宜肖神像以主之。時洛南廓善人潘一魁、張登輩捐資結社，於後寢宮塑神像七尊，工始於二十一年，逾年告成。”
又有另一種時間相差彷彿的記載稱，明代衛所官兵見關林廟宇殘破“仰念聖明精忠神武，懸若日月，奮如雷霆，具狀察院，御史陳公準行，分巡首崔公行，河南府知府張公、同知任公貼行，洛陽縣知縣錢公、河南衛掌印指揮孫公、李公準行，擇日動工。”兩種說法時間上並無差異，很可能是自藩王到官員，再到鄉紳百姓都有參與。
明代萬曆年間屬明朝中後期，社會貧富分化嚴重，矛盾重重，，這時候官方借民間信仰安撫民心是很有可能的。而之所以是藩王提議修建，很可能與當時藩王的處境有關。明代的藩王，行事受到很大限制，過度地與地方官交往或者干預政事是危險的，精力無處發洩，只好轉而投入宗教的懷抱。
同時，萬曆皇帝當時十分推崇關帝，洛陽王提議興修關林，也是揣摩上意之後的決定。而關切民間信仰，尊崇忠義，同樣能夠使藩王自己贏得在坊間的聲望。
另外，普通百姓是這一階段參與關林修建和祭拜活動的絕對主體。在《洛陽關林志》收錄的四十五方明代碑刻中，有十五方碑刻中明確提到過屬於王室、官員、吏員、書生等社會階層比較高的人參與了祭祀和興修，餘下的三十方碑刻都是對非官非商非士普通訊眾捐建活動的記載。對普通百姓捐建的記載甚至不分身份、錢財和性別。
由此可見，此時官方對關帝崇拜是鼓勵的，民間也積極參與。或者說，此時官方給予了包括但不限於關帝崇拜在內的許多民間信仰一定的空間。明清民間捐建廟宇的行為較為常見，百姓不分家資如何，都廣泛參與。
然而，整體來看，明代的關林興修與祭祀中還是缺少正式的官府、官員和地方高階鄉紳的參加。這種缺席的一個顯著後果是，明代的關林碑文內容十分單調，詳細記載各人姓名，卻對興修的具體情況和意義都語焉不詳，難得“雄文”。即使有藩王和地方低階讀書人的參與，也都屬於“閒人”，而朝中的“正經人”，態度還不明朗。
因此，某種意義上，明代洛陽關林祭祀基本上還是作為一種民間信仰符號，由普通民眾自發舉行，在祭祀儀軌、規格、信眾組成等眾多方面表現出民間傳統的特徵。他們祈求最樸素的願望，而其中沒有文化層面更深入地闡發，形而上的東西還很缺乏。
清代的捐建信徒
清代與明代最大的不同是關羽的登堂入室。前面已經提到，清代相對明代更加重視關帝的信仰。這種重視的首要表現是在關林的大型興修和祭祀慶典活動中地方官員鄉紳的屢次出現。
關帝信仰幾乎瞬間被官方重視起來，關林的修建維護、慶典的儀軌形制規格迅速抬升，登堂入室。地方鄉紳與官府密切合作，相反，民間的結社或信徒的自發參與漸漸銷聲匿跡，百姓不再參與到具體的捐建活動中去。
從現存碑刻來看，清代關林的歷次修建都是由官方或者士紳主持進行的。歷任清帝屢次加封，進一步神化關羽，恩蔭關羽後人，關林的慶典規模也隨之增加，乾隆十五年，皇帝巡幸中州，在洛陽諭祭周公廟、關林、唐儒韓愈、宋儒范仲淹、司馬光、邵雍、程顥、程頤、朱熹等祠廟，足見關羽此時的地位。
為神化關羽，清代官方編造出許多關羽顯靈襄助清軍勝利的事蹟，而清廷之所以如此重視和神化關羽，和前朝又有不同。
首先，清軍入關後，為穩固滿族在漢族地區的統治，根據政治形勢的需要，將以忠義神勇著稱、在漢族中擁有大批崇拜者的關羽推到了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此時關羽經過明中後期的發展，在全國有著絕佳的群眾基礎，而清之先王本身也十分尊崇關羽，這樣，進一步推崇關羽的各方面阻力就變得十分薄弱。
官方以外，士紳和官員之所以如此熱心，也有利用地方優勢資源以抬升區域文化地位和教化民眾的期待，甚至不乏士紳以此展示自身影響，探索新的權力領域的野望。隨著官方的鼓勵，民間對關羽的信仰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所謂“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陬村墟窮僻之壤，其人自貞臣賢士仰德崇義之徒，下至愚夫愚婦、兒童走卒之微賤，所在崇飾廟貌，奔走祈禳，敬思瞻依，凜然若有所見。”足見關帝影響。
這時候，關帝的職能進一步擴大，儼然成為萬能神，也就更加吸引了群眾的供奉和崇拜。而經過大舉興修和對其神力的塑造，關林規制日益宏大，祭祀儀軌嚴整，影響範圍漸廣。最終，關林不僅是祭祀和信仰中心，甚至也成為地方輿論和處理地方事務的重要場所，堪比先秦“鄉校”。
小節
明清時期是關帝信仰發展的高峰。關帝信仰之能夠自廟堂而民間，一方面是官方推崇忠義，教化百姓，另一方面是道教日益世俗化，關羽的職能逐漸擴大，而關帝廟的活動越發熱鬧。
明清兩代的關林興修和關帝信仰的發展有所異同。一方面，明清兩代官方同樣重視關羽，期待透過神化關羽鞏固政權的合法性、合理性，同時教化百姓，倡導忠義。另一方面，清代之所以比明代更為重視關帝信仰，顯然與本身是少數民族政權不無關係。
當然，明清的差異還體現在官員和士紳的逐漸入場上。明代關林的興修和活動大部分是民眾自發，這時候官員和士紳還沒有看到更多的利益，而到了清代，關林的修建、維護和祭祀等事迅速被官員士紳接手，足見官方爭奪話語權，掌控民間信仰，拒絕平民百姓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