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自古以來就是險峻的軍事堡壘，其地理四面環山、交通不便，與全國政治經濟中心相距較遠。正因為如此，四川也被很多國人視為“異鄉”。

事實上，自1920年代起，四川新興軍人開始走上權力中心。與其他省份的軍閥不同，四川軍閥並無遠大理想，只求鐘鳴鼎食，這種亂世求生的思想也逐漸演變為“軍閥混戰”。

從實際來看，四川在民國版圖上處於一個非常“偏僻”的位置，這也導致外邊的學說思潮傳不進四川，川人也忙於內鬥，根本無暇顧及外面風雲漸起的亂世。有鑑於此，外省人不瞭解四川，視四川為外國異域，軍閥林立、兵匪如毛的境地更是讓外省人對四川望而生畏。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介石深感責任重大，急於在中國內地尋找一個安全的戰略基地。

起初，蔣介石心目中最理想的後方根據地是大西北，戰時首都則是西安。但西北地區接近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對於堅持反共的國民政府來說，其威脅不亞於日本。而此時西北地區的軍閥眾多，將西安作為戰時首都其實並不理想。種種考慮之下，四川進入了老蔣的視野。

大約在1933年前後，蔣介石開始有在四川經營大後方的考慮。於是，扶持合適的四川軍閥統一四川就成了當務之急。

在四川諸多的實力派中，蔣介石最初屬意扶持的是實力最強的二劉（劉文輝與劉湘叔侄）。隨著中原大戰的勝利，劉湘的擁蔣態度與劉文輝的反蔣態度形成鮮明對比，於是，扶持劉湘上臺就成了南京國民政府的既定方針。

1931年6月15日，劉湘當選為國民政府委員，明眼人都看出這是老蔣扶持劉湘的必要手段，無非就是為其搖旗吶喊、壯壯聲威罷了。這樣一來，劉湘實際上已經成為四川軍閥中最有實力的一個，在之後爆發的二劉大戰期間，劉湘更是一路絕塵，將么叔劉文輝趕到了西康苦寒之地，徹底斷絕了其爭霸四川的美夢。

劉湘坐上四川王的寶座後，為爭取老蔣的支援，他主動前往南京述職。對於劉湘的積極靠攏，蔣介石自然大為歡迎。在與劉湘談判後，雙方基本達成協議，即保證劉湘“四川王”的現有地位，中央勢力則進入四川，改組四川政府。

固然，劉湘的如意算盤是利用中央勢力壓服四川各路軍閥，而對於老蔣來說，他也剛好將計就計，將中央的權威深入四川內部。從後面的結局來看，劉湘實際上並未達到目的，反而造成了引狼入室的惡果。

1935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改組，新主席劉湘志得意滿，準備動用蔣介石這面旗幟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此次改革 首要的任務就是徹底打破防區制，讓各軍閥勢力實行對調，進而達到消除隱患的目的。

雖然迫於中央壓力，各軍閥紛紛響應解除防區制，但先後頒佈的新政策並不能恢復當地的自然經濟，反而起到了相反作用。

事實上，四川的防區制度由來已久，所謂的防區制度，就是將四川的土地分為大大小小的地盤，以縣為基本單位，佔有縣數的多少代表著軍閥防區的數量。這有點諸侯並立的意思，但四川軍閥可不是君主，他佔據防區就是為了橫徵暴斂，滿足個人私慾，根本不會講究民生。

在各自防區內，四川軍閥委任大小官吏，對防區內的民眾進行殘酷剝削。彼時爆發的九一八事變並未波及四川，這也就加劇了四川軍閥“大撈一筆”的野心。在四川大小軍閥的心中，民族危機畢竟還未到來何不趁著大好時機加緊掠奪，由此一來四川地區的苛捐雜稅日益沉重，甚至達到了破家納稅的地步。

正因為如此，劉湘上臺後的第一步就是打破防區制，實現全省的財富統一。1935年11月，法幣政策推行，蔣介石將四川金融徹底納入中央財政體系。隨著中央勢力全面進入四川，四川的軍閥再也無力對抗中央了，而劉湘的“四川王”美夢似乎也快要到頭了。

不過，再好的蜜月期也躲不過“利益”二字，在中央的種種掣制下，劉湘疑心漸起，四川再也不復往日的平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