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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為何要給老農八品頂戴?從古至今的罕見之舉,背後有著怎樣考量?

撰文/趙立波

雍正登基後除了大力推行新政扭轉數十年頹勢外,又加大了道德風化的引領,包括宣傳獎勵拾金不昧和提倡婦女守節等風氣的帶動。按照雍正的想法是,扭轉帝國風氣是整治人心的重大舉措,是從根本上改造頹勢,治天下以治人心為本,如果社會出現大幅度道德滑坡和人心淪喪,整個帝國治理的成效勢必大打折扣。

雍正為何要給老農八品頂戴?從古至今的罕見之舉,背後有著怎樣考量?

雍正畫像

除了多次親自下發諭旨外,不斷拓寬教化範圍。雍正對於農耕工作始終給予了高度關注,僅憑他的《耕織圖》便可看出他想要親自帶領示範農村工作的熱烈場面。這幅畫生動展示了雍正“參與”犁地、播種、鋤禾、收穫等多個角度,完整再現了他熱愛農業工作和寄希望於農業興國的治國理想。

在登基不久他就對老農工作提出具體政策佈置:“恩詔農民有勤於耕種務本力作者,令地方官不時嘉獎,以示鼓勵。是歲又奉諭旨勸課農事,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聖訓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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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織圖

這是對鄉間老農進行表彰的初級模式,接下來的第二年,雍正正式將標準老農進行了一次制度摸底,仿效漢朝,“孝悌力田科”的古意,首次跨越數千年再度對農民地位給予空前獎勵,認為他們“勤勞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賦,養父母育妻子,其敦龐淳樸之行,雖寵榮非其所慕,而獎賞要當有加,其令州縣有司擇老農之勤勞儉樸,身無過舉者,歲舉一人,給以八品頂戴榮身,以示鼓勵。”按照雍正設計就是透過民間選拔吃苦能幹對地方有表率的老農給與八品榮譽性的頂戴,但是隻限於州縣一年保舉一人,顯然象徵大於實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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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織圖

此後各地開始出優秀老農標杆,甚至表彰人數常常突破規定人數。到了雍正七年時,河南、山西兩省各州縣經過請示特別增加保舉兩名老農的名額。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擔任河南總督的是田文鏡,幾年來推行新政有功,且連年豐收,增加表彰名額,也含有肯定和推重田文鏡的特殊政治含義。此時由於雍正特別信奉“祥瑞”,山西巡撫石麟奏報多地出現“慶雲”,到了十二月又向雍正報告林晉縣“卿雲麗日”,當地布政使也補充奏報地方出現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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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織圖

雍正收到奏摺非常高興,隨即下發諭旨保舉老農,因此這一年獲得八品頂戴的老農人數再度增多兩倍。由於各省地方官調動頻繁,甚至不能從高度上認識到保舉老農的重要政治內涵,因此遭到雍正嚴厲申飭。浙江巡撫法海頗知此項政務的重要性,對各地州縣官吏耽擱上報老農一事,以“事件延遲不結”罰俸三個月處理。甚至山區地帶想找個種地的人都不容易,讓貴州巡撫發出“黔屬漢少苗多,老農誠難多得”的感嘆。那麼老農搖身一變戴上了八品官帽後,出現了怎樣的現象呢?雖然這只是名譽性頭銜,但是老農能夠戴上朝廷頂戴,在歷史上絕對是罕見現象,甚至也只有雍正敢這麼設計。在官本位的年代,一個又貧又苦的老農行業,突然因為貢獻突出成為大清基層農業風向標人物,不得不說是“祖墳冒青煙”的出人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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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織圖

此後老農開始展現出一定的政治影響,與地方鄉紳一道參與基層政治活動,向著更為廣度滲透。當時直隸有一個叫霍才的老農因為表現出色被授予八品頂戴,除了“務本力田,惜糞如金,自少至老,勤於農務”的職業道德外,還被表彰為“天性孝友,善事雙親”的孝順模範。除了一家兄弟四人同居一個大鍋飯外,這位叫霍才的老農社會公德也非常突出,遇到誰家婚喪嫁娶出現苦難他都“施棺槨,助嫁娶”遇到種地沒錢的百姓則給種給糧,成了典型的地方全方位道德模範的代表。《直隸深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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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織圖

無獨有偶,安徽老農周文俊除了農業生產出色外,“嘗捐資伐石”帶領當地百姓修路造橋,還免費給百姓提供喝茶納涼休閒場所。與此同時,甚至出現了老農聯名為地方官求情的事件。如廣西知州劉德健的表現讓巡撫一直很不滿意,並將相應情況上報雍正。但是該州老農六十餘人極力稱頌劉德健,說他“身在行間六月有餘,軍興用度一切不取於民。目擊該州清苦,情願公幫凍銀八百兩。”廣西布政使特意將此情況向雍正彙報,雍正對劉德健的印象發生扭轉,可見“老農”已經深度影響了地方官的命運,在基層社會中的作用不可等閒視之。《硃批諭旨》

雍正為何要給老農八品頂戴?從古至今的罕見之舉,背後有著怎樣考量?

耕織圖

此後甚至出現了“老農”參政議政,多次出入地方衙門的事件,甚至頭戴八品頂戴的“老農”逐漸出現大面積負面影響。雍正曾驚訝地收到奏報,一些地方“老農中竟有擊鼓升堂,傳見耕丁者,又有乘轎建旗,設軍牢捕役,自稱某先左堂。”顯然這樣的“老農”已經成了一個縣的副手,有的甚至於盜賊來往,形成了一條地方黑惡勢力鏈條。如陝西綏德的“老農”“藐法營私”,有的仗勢欺人,如同惡霸。雍正特意列舉了一個幾年前被地方官推舉出來的“老農”標杆,“蓄養家奴,不能嚴禁約束督率力田,聽其逸出為盜,以至各盜紛紛指扳,殊玷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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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織圖

甚至出現“老農”勾結地方勢力,“訴訟蠱毒,釀成人命”的惡性案件。此外,還有另外一種“老農”,在沒有頂戴之前做人頗為本分守法,但是後來卻開始膨脹,“侍頂戴為護身符,怠惰偷安,竟不勤督勸課,且恭遇神農耕籍大典足跡不到,何堪為農民表率?”《張廷玉吏科》本質來說,雍正所遴選的“老農”絕非純粹的種地農民,更多的是地主一類人物,且資本雄厚,由於垂涎“老農”政治地位,逐漸出現了在保舉時矇混假冒的現象。有的落地舉人由於沒有考取功名,於是打起了“老農”頂戴的主意,以此曲線走上做官路子。幾度出現了“本是舉人家僕之子,並非終身力田之人”“本是縣衙衙役,不是種地之人。”等等相關記載。

雍正為何要給老農八品頂戴?從古至今的罕見之舉,背後有著怎樣考量?

雍正對濫舉“老農”問題開始整頓。

執政的第七個年頭,他專門針對這一現象發出諭旨“朕聞直省之舉老農也,州縣憑紳士之保舉,紳士納奸民之貨財,上下相蒙,苟且塞責。而強有力者幸邀頂戴之榮,遂成暴橫之勢。”最後雍正要求各省進行一次全面排查,將冒充和濫舉的“老農”全部革退,並警告說:“從前有舉報不公,或因賄囑情面營求而得者,準老農本身及保送之官員自行出首,朕從寬免其治罪,但革去老農頂戴。

雍正為何要給老農八品頂戴?從古至今的罕見之舉,背後有著怎樣考量?

若此時不行自首,各州縣官員又不行查出,日後發覺,定從重治罪,該督撫一併議處。”《清世宗實錄》此後的雍正七年後,決定將“老農”一年一選變成三年一選,以此杜絕保舉過濫,到了雍正去世後,這項“老農”曾經火熱的制度也隨之結束。或許雍正的本來好意被地方歪嘴和尚唸錯經,造成了他想澄清地方風氣未能有良好收效而留下巨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