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讀書計劃·耳畔書香

經典文學，你不能只是路過

錢穆昨天死了，活了九十六歲。

我認識錢穆在三十八年前，一九五二年。那時我是高二學生，由於徐復觀的兒子徐武軍的介紹，錢穆和我做了一次談話，他為人謙和，給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給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質疑他書中錯誤的信，他回信給我，送書給我，對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風度。

按說以錢穆對我的賞識、以我對他的感念，一般的讀書人，很容易就會朝“變成錢穆的徒弟”路線發展，可是，我的發展卻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歷程裡，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十八歲以後，未再跟錢穆有任何來往，並且三十多年來，對他有不少批評，如今錢穆死了，看到報上的胡亂報導，感而對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錢穆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大體上很有成績，當然也鬧大笑話。例如他考證孫武和孫臏為同一個人，並以此成名。但一九七二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的古墓“孫子”出土，證明了孫武是孫武、孫臏是孫臏，證明了所謂樸學，不過乃爾！

二、錢穆的史學是反動派的史學。他在“國史大綱”開宗明義，說一國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事實上，真正的歷史家是不可以這樣感情用事的。錢穆的史學卻是攪成一團的產品，他似乎對“本國已往歷史”太“滿意”了，結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與巧辯。今天中國時報登“論民國以來史學，無出錢先生之右者”（龔鵬程語）全是胡說。民國以來的史學家，在解釋上，高過錢穆的太多了。錢穆的老師呂思勉就出其右。老師前進，學生落伍，只有錢穆那種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現象。

三、今天聯合報登“民初有南錢（穆）北胡（適）之稱”（張玉法語），也全是胡說，錢穆以一中學畢業生、一中學教員，受胡適提拔，北上入京，已是一九三○年以後的事，又何來“民初”？錢穆聲名，也從未達到有南北之說與胡適相對過，這是今日貼金耳。不過，在胡適有生之年，在錢穆七十四歲以前，他未能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終認為對錢穆不公道。錢穆的雜七雜八的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比姚從吾等學人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四、錢穆作為史學家，本已今人皺眉；但他不以此力足，傾餘生之力，還要做經學家、理學家，甚至儼然當代朱子。這就更鬧了大笑話。嚴格說，他在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敗的，更見其迂腐。他晚年以卜筮算命，更見其上學朱子手法，而頭腦不清則一。

五、錢穆與當權者關係，是可恥的。蔣介石利用錢穆的反動，來哄抬政權；錢穆利用蔣介石的反動，來得君行道，結果，人越丟越大。被蔣介石“倡優畜之”的結果，他曲學阿世，大儒立場盡失，去朱子遠矣！

六、蔣介石“用公帑建賓館”，為錢穆安老於“素書樓”，證明了雙方都公私不清。今天中央日報登錢穆搬出“素書樓”，是“國家和社會不尊重知識分子”（裴普賢語），其實，請錢穆不要霸佔公產、請他遷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華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錢穆談了一輩子“義利之辨”，自己義利當頭，卻貪鄙如此，實在有愧晚節。“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逼他搬家，正顯示了大家愛他以德，他在搬家三個月後死去，頗有“曾子易簀”味道，這全靠錢太太深明大義之功。中國時報登“顯示了他對辭受之際自有分寸”（龔鵬程語），其實白住了二十二年而受之不辭，這又何來“分寸”？搬家以後，他喃喃以我要回家（指“素書樓”）為言，足見其本人“義利之辨”，老猶不清，幸賴豪門之女錢太太之扶持，方得以“一身傲骨”脫走，嗚呼，亦云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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