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外洋地圖，標註朝鮮、日本和東南亞諸國

在古代，我們中國人到了海外境遇怎樣，是像近代那樣寄人籬下、飽受欺凌，還是真的擁有與“天朝上邦”相稱的地位呢？

我在《島夷志略》中看到一些記載，說在真臘等地（今柬埔寨與越南南部），當地人殺中國人需償命，而中國人若殺了當地人，則只需要罰金抵罪，“國人……殺唐人則死。“唐人殺番人至死，亦重罰金，如無金，以賣身取贖”。

從這種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可以看出，當時中國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一箇中國人，大概只要憑他的天朝冠服，就能享有法律上、地位上的特權，放在今天，恐怕也就只有傳說中的“美國護照”可以實現了。

那個時代中國人在海外的地位，並非是靠征戰強索而來，而是來自於異邦人對中國發自內心的敬畏。據元代《真臘風土記》記載，淳樸的真臘人，對中國人頗為敬畏，“呼之為佛”，一見到中國人就趴在地上頂禮膜拜。

更極端的例子出現在13、14世紀的日本，且不說是中國人，就連去過中國的日本人，回日本後都能得到尊重。《島夷志略》中記載了這樣的事：有日本男子到中國福建泉州做生意，回國後，他就可以坐上座，即便是老者也不能與他爭座位。

在當時的日本，到過中國的人，就像從麥加朝聖回鄉的穆斯林一樣受到本鄉人的尊崇，“習俗以其至唐，故貴之也”，這種場景具體是什麼樣子，似乎可以和電視上經常播出的老華僑、老臺胞返鄉的場面做個類比。

除了敬畏外，經濟富足也是成就中國人優越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明代，位於今菲律賓南部的蘇祿國，與中國往來頻繁，蘇祿人常常用當地所產的珍珠等物與中國商人貿易，每當中國商船離開時，當地人都要扣留幾名中國人作為人質，以保證中國商人下次還能再來貿易。

由此可見，蘇祿人非常歡迎中國商人，他們與中國的“珍珠貿易”應該也是比較有規模的。蘇祿國遺民的一支——巴瑤族人至今仍是以潛海捕撈為業，不知與當年的“珍珠貿易”是否有關係。

中國的商人用以和蘇祿人交易的，都是絲綢、瓷器等物，這些製成品既是上檔次的生活用品，又是當時國際貿易的硬通貨。有這樣的實惠，在維持對華貿易的方式上“不擇手段”一些，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了。

明代後期，歐洲殖民者東來，在海外享有“超國民待遇”的華人受到了歐洲殖民者強有力的挑戰和打壓。

萬曆三十年（1602年），明廷派員到菲律賓機易山勘探金礦。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當局誣指明朝官員來菲律賓刺探虛實，華僑將在戰時為其內應，藉機煽動搶掠華僑財產，殘殺華僑近兩萬五千人，這算得上是有歷史記載的較早的大規模排華事件。

到了清朝，我們所熟知的屈辱歷史到來了，天朝的光環逐漸消失，藩屬國次第落入殖民者之手，海外中國人的“超國民”待遇自然也不復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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