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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桌文化”源遠流長，宴會中喝酒在所難免。但是近年來，因過度飲酒引發的矛盾糾紛常見於諸多媒體報端，那麼侵權責任如何劃分呢，同桌者要不要承擔法律責任呢？近日，長汀縣司法局某司法所成功化解一起醉酒死亡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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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起始

王某工作於某單位，某日工作閒暇之餘邀請眾同事及其配偶到家中吃飯。客家人好客，請客自然就上了酒。當晚，幾對夫婦到王某家中參加聚餐，所有聚餐人共飲幾瓶酒，同事李某（死者）喝多杯酒後，晚上與妻子謝某一同回到家休息，期間李某妻子謝某於當晚多次檢視李某未發現異常，次日凌晨再次檢視時發現李某已臉色蒼白，沒有呼吸。謝某立刻撥打120急救電話，醫生到達後檢視李某的脈搏和心跳已停，瞳孔已散開，宣告無生命跡象，家屬隨後通知殯儀館拉走，醫生診斷死亡原因為飲酒後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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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過程

雙方當事人（死者妻子謝某及同桌王某等人）共同向某鎮人民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調委會受理了此糾紛並指派調解員展開調解。調解員從側面瞭解得知：雙方當事人對李某死亡的侵權責任劃分毫無頭緒，又因雙方當事人系熟人，各自覺得如果要賠償，錢多出了不平衡，少出了面子上過不去，一分錢不出裡外不是人。正當他們躊躇不定時，調解員首先亮明身份，宣告了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並深入瞭解了案件過程。從雙方的口述瞭解：當晚聚餐系王某主動邀請，同事自願參加，李某系王某同事，個性好酒，且酒量不錯，當天晚上喝了幾杯洋酒，洋洋灑灑下肚後，其妻子較晚到場，到場後帶其回家休息，當晚多次檢視其並無異常，未曾想到次日凌晨已氣絕人亡，醫生鑑定為飲酒後猝死。

調解員隨後使用“背靠背”調解法，從死者妻子謝某瞭解到：死者李某正值壯年且平時身體狀況較好，無哮喘、心臟病等重大疾病，也無慢性疾病，當晚醉酒回家後狀況良好無不良反應，其妻子認為其是酒後猝死。從王某等聚餐同桌者瞭解到：李某平時愛喝酒，當晚同桌者並未過度勸酒，也未拼酒，他妻子帶他回家後，同桌者也陸續回家，第二天才知道李某在家死亡。

在充分聽取雙方的意見後，調解員向雙方當事人闡明現行法律規定：在實踐中共飲者的“過錯”通常指下述四種情形：一是酒宴上過度勸酒，甚至拼酒。二是在同飲者醉酒而處於危險狀態下，沒有及時送醫治療。三是酒宴結束後，沒有將醉酒者妥善安全送回家。四是對同飲者酒後駕車離開的行為，沒有有效提醒及勸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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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讀

根據《民法典》第1165條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依照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其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本案中，聚餐上同桌者並未過度勸酒、拼酒，聚餐結束後死者妻子將其安全帶回家休息且無異常，酒友對因共同飲酒行為是否承擔民事責任，是以共同飲酒過程中是否具有過錯為一般根據或標準。根據《民法典》第1186條規定：受害人和行為人對損害的發生都沒有過錯的，依照法律的規定由雙方分擔損失。因此，如果沒有其他法律作為補充和佐證，同桌者就不需要承擔責任。並且，分擔損失還有個前提條件：當事人與死者的死亡，要有明確的“因果關係”，如果“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則當事人無責任，不需要賠錢。又根據《民法典》第18條規定：成年人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獨立實施民事法律行為。飲酒者本人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於飲酒過量後可能導致的後果應當是明知的。在此前提下，當飲酒者在醉酒狀態下發生傷亡事件，應當由其本人承擔主要責任。死者李某因醉酒意外身亡，要承擔責任的是李某自己。據此，斷定本案中死者李某承擔全部責任，同桌者不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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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結果

同桌者系多年同事兼好友，悲痛之餘仍盡最大努力撫慰死者家屬。透過多方調解，王某自願一次性人道主義補償給死者李某家屬人民幣伍萬元整（￥50000元），其餘同桌者自願共同人道主義補償給死者李某家屬人民幣伍萬元整（￥50000元），具體補償明細不再贅敘。以上補償金額完全系王某等同桌者出於人道主義精神自願給予，與責任劃分比例無關；王某等同桌者支付上述費用後，死者李某家屬不得再向王某等同桌者主張任何權利，不得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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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醒

同伴喝醉酒，看護要到位。共同飲酒引發意外死亡的生命權糾紛案件，近年來時有發生。大家參加聚會聚餐時，一定要謹記生命安全第一，同桌飲酒者應當相互提醒，勿勸酒、更勿逼酒。對於過量飲酒甚至醉酒者，同桌人員應當給予其儘可能的幫助，親自照顧或將其護送回家，或送醫救治，使醉酒者脫離危險環境和狀況，否則意外發生難逃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