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人相信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每當“天有異象”發生時，人們總會以此占斷未來的吉凶禍福，猜測這是否會影響王朝興衰。

看似神秘的占星學，說起來也不神秘，其實這正展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思維：“常”與“非常”。天行有常（規律），即不佔；一旦天有“變”，也就是“非常”，才會特別留下紀錄。不過這種常／變並無一定的判準，而是無數職官曆經專業累積的結果。而重視天文曆象，正是朱明王朝開國以來的傳統。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於洪武初年命群臣編輯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鑑戒者，為書名曰《存心錄》，朝夕觀覽。後於洪武二十七年（1394）觀察到“有黑氣凝於奎、壁間，奎、壁乃文章之府。……今年春暮，黑氣始消，文運當興”，所以召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編書。當朱元璋問群臣“爾等知天象乎？”眾臣皆曰“不知”，一方面是天文歷算為皇家所掌握的技藝，一般人根本沒機會接觸，二來星佔之學有窺探國運、以下犯上的可能，為了避免犯忌諱，群臣只好裝作不知。再者，元世祖至正二十一年（1284）下令收繳天下所有天文曆法之書，如《太乙》、《雷公式》、《七曜歷》、《推背圖》、《苗太監歷》，若有人敢私藏或偷偷學習，就要論罪。

但曆法又是農業社會的民間所必須，所以在地方官學中設陰陽學，擇取“草澤人”（民間術士），學習實用性技藝，像是用在婚禮、修宅、修墳塋與占卜，仍禁止學習天文。就連幫助朱元璋定鼎天下、以神機妙算著稱的劉伯溫（劉基，1311—1375年），晚年涉入胡惟庸案，有人誣告他要用“有王氣之地”修成陵墓。劉伯溫被告發後戒慎恐懼，趕忙入京謝罪，並在過世前幾日交代長子劉璉（1347—1379年），務必將自己所藏的天文書全數上繳朝廷，並告誡“勿令後人習也”。

官府嚴禁，開國元勳也不允許後人學習，究竟誰可以接觸到天文學呢？答案是朝廷中央的欽天監與地方上世襲的“陰陽戶”。

明洪武六年（1373）規定欽天監必須：人員永不許遷動，子孫只學天文歷算，不許習他業；其不習學者，南海充軍。《大明會典》卷223不學天文歷算就充軍戍邊，欽天監人才受到嚴格的管控，當人員不足時才從陰陽生中選拔，學習欽天監四科（天文、漏刻、回回、歷，回回專指回族曆法）。在地方府、州、縣三級各設正術、典術、訓術，戶籍中設有陰陽戶。故明朝初年懂天文歷算者可謂鳳毛麟角。

正因為懂天文歷算的人實在太少，明仁宗（洪熙帝，1378—1425年）曾問禮部尚書楊士奇（1365—1444年）“見夜來星象否？”楊士奇回：“國朝私習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習”，所以明仁宗在登基大典時仿效宋仁宗（1010—1063年）賜與臣下《寶元天人祥異書》，頒賜三公及六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並稱“天道、人事未嘗判為二途，有動於此必應於彼”，證明自北宋至明初依舊深信“天人感應”之說，而原藏於皇宮的《天元玉曆祥異賦》從此進入士大夫階層，開啟了此一秘籍的開放之門。

明代中葉以後，學習天文歷算的風氣逐漸開啟，專門著作漸多，鄭王世子朱載堉（1536—1611年）進獻《聖壽萬年曆》、《律歷融通》，代表以藩王身份已可招人造歷。晚明天主教耶穌會教士來華，發現明廷重視天文學，故借引入天文學的機會傳教。清初順治、康熙亦重用耶穌會教士，如以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年）領導欽天監，不僅讓中國的天文學進入了一個大變革的時期，也造成了新舊曆法之爭。

清乾隆年間敕修《四庫全書》時，就因為擔心《天元玉曆祥異賦》會“致民眾信從占驗，遂有災祥邪說，往往傳播流言”，以統治者的角度從源頭遏制政治謠言，所以《四庫全書》記載《天元玉曆祥異賦》時，只有目錄而缺圖籍，並將其列入禁燬之列。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1619）成書的《大明天元玉曆祥異圖說》記載，若“日生齒足”，則預示將有刀兵之災、臣下反叛。（《大明天元玉曆祥異圖說》）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1619）成書的《大明天元玉曆祥異圖說》，記載各種日食情況，右起依序為“日食妖氣”、“日食大風”、“日食暈如鳥夾”。前兩者多解為將有少數民族犯邊或宰相專權，後者則是“后妃有謀”。（《大明天元玉曆祥異圖說》）明萬曆年間，南京工部主事余文龍編成的《大明天元玉曆祥異圖說》，記載“天子氣”，預示將有帝王崛起時，會有“赤雲如龍”、“龜鳳人虎”、“宮氣如龍馬”等祥瑞之氣出現。（《大明天元玉曆祥異圖說》）今日偶見的沙塵暴，在明代成書《大明天元玉曆祥異圖說》的記載裡，稱為“天雨霾沙成灰”，代表上天認為當政者如“殷紂無道暴虐”，臣下將會舉兵造反，也會出現嚴重饑荒。（《大明天元玉曆祥異圖說》）

《天元玉曆祥異賦》集結了從晉朝到明代以來所載的星象，為中國古代在天文星佔書集大成之作。書中搜羅天、地、日、月、五星、彗星、流星、風雨虹霓等大氣現象，以及與之對應的古代占星術內容，並用彩圖描繪這些天文奇觀，對於瞭解古代天文現象是極佳的參考，而它甚至是世界上早期收錄極光的古籍之一。過往學者多認為星佔書屬於迷信，但《天元玉曆祥異賦》收錄的現象多是今日可見的天文奇觀，如日暈和日珥，都可以對應到幻日、幻日環、布拉維弧（Bravais‘ arc，又稱環天頂弧）等陽光或月光的折射現象，且此書更進一步闡釋古人如何看待這些天文現象，及其背後可能的科學原理。

在中國曆法發展史上，在佛教、伊斯蘭教傳入時，都有重新調整，晚明基督宗教傳入也不例外。在《天元玉曆祥異賦》的批註中，既有“朱文公”（宋代理學家朱熹，1130—1200年），又有唐代道士李淳風（602—670年）、印度占星者瞿曇悉達，代表佛、道二教並未在中國天文史缺席。綜觀《天元玉曆祥異賦》的發展與成書，也正是東西合觀、古今交流的文化融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