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露來，大家都不陌生。這本是自然界的一種常見現象，但在古代中國，由於科學不發達，人們不懂得露水的形成機制，往往將其視為上天福佑世間的先兆，謂之“甘露”，是古代“祥瑞”之一。我們今天要說的這件事，因和“甘露”相關，故被稱作“甘露之變”。不過，和人們希冀“甘露”帶來福佑迥異的是，隨著此次“甘露”而來的，卻是血腥屠殺。這是怎麼回事呢？
一、“甘露之變”的主角們
自“安史之亂”後，曾經輝煌繁盛的大唐王朝就陷入了內有朝官黨爭、宦官擅權、藩鎮割據混戰、民變迭起，外有吐蕃、回紇侵掠的困境中。其中宦官專權愈演愈烈，皇帝廢立皆出宦官之手，“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
公元826年，文宗李昂從十六王宅被宦官迎立為皇帝，在此之前，其哥哥敬宗就被宦官殺死，因而文宗對宦官集團有一種被深深支配的恐懼感，特別想要擺脫。久而久之，就萌生了清除擅權宦官的念頭，甘露之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文宗為此特別提拔了李訓、鄭注二人。
唐文宗
李訓，本名仲言，隴西姑臧（今甘肅省武威市）人。長相魁梧，“敏於辯論，多大言，自標置”。進士及第後，補太學助教。後來投奔鄭注，進而結識權鬮王守澄，受其推薦，進入宮廷，為文宗講解《周易》，地位逐漸顯貴。在大和九年（835年），成為宰相。
鄭注，本姓魚，絳州翼城（今山西省翼城縣）人，出身微賤，冒姓望族鄭氏，時人鄙稱其為“魚鄭”。他精通醫術，“始以藥術遊於長安權豪之門”，“敏悟過人，博通典藝，棋弈醫卜，尤臻於妙。人見之者，無不歡然”。後來得幸於王守澄，特別討其歡心。大和七年（833年），文宗中風，王守澄推薦鄭注前來為其治病，文宗“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大和九年，鄭注任工部尚書，充翰林學士，深受文宗信任。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今廣東省興寧市）人，出身宦官世家。父親仇文晟死後追贈左監門衛將軍，叔父仇文義擔任忠武軍監軍使。德宗貞元年間，仇士良淨身入宮，侍奉當時為太子的順宗，後來步步高昇，地位逐漸顯貴。唐文宗被擁立為帝，仇士良亦有功，但當時的權閹王守澄故意打壓他，二人心生嫌隙。仇士良遂與文宗聯合，殺死王守澄，一躍成為最有權勢的宦官。但諷刺的是，唐文宗隨之又忌憚他，試圖將其剷除。
《與君歌》中的仇士良
二、“甘露之變”
為了剷除大宦官仇士良，鄭注要求出任鳳翔節度使，與李訓一居外掌兵，一居朝聯絡百官，內外協力，方便發動政變。最初的政變“劇本”是這樣擬定的：鄭註上任後，迅速挑選數百名壯士，作為親兵。待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朝廷在滻水“風光”大葬王守澄時，由鄭註上奏文宗，允准其率親兵護衛葬禮。同時，文宗詔命神策軍護軍中尉以下所有宦官都去為王守澄送葬。待宦官們進入墓道後，由鄭注下令親兵關閉墓門，將其一網打盡。
“劇本”擬好後，李訓卻又和宰相舒元輿、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邠寧節度使郭行餘等同黨密謀，擅自更改了“劇本”。他們認為，如果按照原先的計劃，功勞全都是鄭注的，事後必受重用，高自己一等。於是讓郭行餘等以赴任為名，招募壯士，作為私兵，配合韓約統領的金吾兵及御史臺、京兆府吏卒，在京城發動政變，誅滅宦官，順帶再把鄭注除掉，這樣就可以大功獨攬，盡享榮華富貴。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和大臣們照常在含元殿上朝。李訓派韓約向文宗奏報，說左金吾院子裡的石榴樹上昨夜降下了甘露，這是祥瑞的徵兆。知情或不知情的朝臣們趕緊向文宗道賀。李訓又假意奏道，說石榴樹上雖然有水珠，但可能不是甘露，應再派親信前去驗看，確定後再慶賀不遲。文宗准奏，遂命仇士良率領眾位宦官前去察看。
李訓、韓約已事先在院子裡設下了伏兵，只等宦官入院，便關門殺人。但韓約在陪同仇士良等人前往左金吾院的路上，過於緊張，“氣懾汗流，不能舉首”。仇士良心生疑惑，詢問緣由，韓約勉強搪塞過去。仇士良等人剛進入院門，恰巧來了一陣風，把院裡的帳幕吹起來，露出了伏兵利器。仇士良等人反應迅速，立刻往外跑。守門士卒想關門阻攔，被仇士良厲聲呵斥後，就嚇得不知所措，任由仇士良等人逃走。
仇士良率宦官跑到大殿後，迅速搶奪文宗，往宮中避難。李訓一面急呼金吾衛士上殿護駕，一面扯輦阻攔，高呼：“陛下不可入宮。”遭到文宗呵斥。這時金吾衛士和京兆府、御史臺吏卒共計數百人登上含元殿，開始殺害宦官，死傷十多人，但文宗已被仇士良挾持，進入宮中後，就緊閉宮門。仇士良矯詔宣佈李訓等人謀反，以討伐逆賊的名義派神策軍殺害朝臣。
李訓見事情敗露，匆忙換上低階官吏的衣服，逃奔終南山，不知情的宰相王涯、賈諒等人逃往中書省。神策軍藉機在宮內外大肆搜捕屠戮，殺害金吾衛土、吏卒近千人。李訓、王涯、賈諒、舒元輿、郭行餘、韓約等先後被捕殺。鄭注原本率兵趕赴長安，途中得到政變失敗的訊息後，連忙折返鳳翔，不久即被監軍宦官殺害。
三、“甘露之變”失敗的原因
後人在分析“甘露之變”失敗的原因時，卻驚奇地發現，這場行動幾乎從一開始就註定不會成功。原因如下：
1。李訓、鄭注與唐文宗目標不完全一致
唐文宗雖極其痛恨王守澄、仇士良等飛揚跋扈的擅權宦官，必欲除之而後快，但對其他宦官並無惡感，甚至還任用了一些比較恭順的宦官如薛季稜、劉弘逸，藉此制衡朝臣。而李訓目標是打擊部分有權勢的宦官，鄭注則是想打擊所有宦官。目標差異懸殊，就導致在事變過程中文宗態度發生轉變，宦官集團取得先機。
2。李訓個人野心膨脹，欲攬功自重
李訓野心很大，貪慾又重，在仕途上投機取巧，毫無節操。他先是透過賄賂鄭注，結識了王守澄，後又在王守澄的舉薦下，被文宗任用。為了進一步得到權勢，他和鄭注甘受文宗驅使，參與誅滅王守澄。李訓為了攬功，不惜拋棄和鄭注共同擬定的成功把握較大的方案，孤注一擲，鋌而走險。
3。參與人員心理素質、行動能力低
李訓所任用的人大多官職低微，是臨時提拔上來的，並不關心朝廷安危，只圖個人權勢。但他們心理素質很差，執行計劃時漏洞百出，使仇士良等人有所察覺。他們率領計程車兵也沒有經過專業訓練，戰力低，行動遲緩，好比一群烏合之眾，在訓練有素的神策軍面前完全不堪一擊。
4。缺乏充分準備
李訓等人策劃事變時，只慮勝，未慮敗，準備嚴重不足，尤其缺乏失敗後的預案。這就導致計劃失敗後，相關人員手忙腳亂，只會到處逃竄躲藏，反而是宦官集團臨危不亂，迅速調集軍隊，掌控局面，隨後大肆展開搜捕。更令人無語的是，他們還嚴重低估了宦官集團鎮壓異己的手段和決心，致使一些無辜大臣、吏卒受到牽連。
文史君說：
“甘露之變”是唐朝後期皇帝試圖削弱宦官集團，復興皇權的一次嘗試，本質上是皇帝和宦官之間的衝突，卻使許多無辜之人死於這場腥風血雨。儘管我們天然地同情弱者、失敗者，痛恨禍國殃民的權閹，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在這次事變中，以仇士良為代表的宦官集團表現遠超以李訓為首的朝廷官員，洞察力、判斷力、決斷力確實可圈可點。而文宗任用的李訓、鄭注、韓約等人，實際上是一群政治暴發戶，沒有威望和號召力。過於追求功利，彼此勾心鬥角，寄希望於僥倖，失敗也在情理之中。
參考文獻
1、白壽彝：《中國通史》（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2、雷巧玲：《“甘露之變”發微》，《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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