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秩序起於拿破崙的毀滅
現代大外交家無論是黎塞留，還是梅特涅、俾斯麥，其對外交事務的洞察力，實際上都是建立在對政治權力原則的理解和歷史事實的總結之上：
梅特涅親王從君士坦丁大帝、查理曼大帝身上看到了原則政治的威力；俾斯麥則在法奧的汙穢同盟及隨後的三十年戰爭中預見到了歐洲實利外交的到來。筆者閱覽政治史的細枝末節，也曾有幸品味諸多現代大外交家的信札和回憶錄，在此就拿破崙戰爭後英帝國、奧地利帝國、俄羅斯帝國的權力原則、外交政策及其後果，與諸位分享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本文摘自《無可匹敵的力量——群眾運動》之附錄《現代政治框架下的地緣政治內涵》）
維也納會議五巨頭：英帝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奧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俄國皇帝亞歷山大、普魯士國王威廉、法國外交大臣塔列朗
1814年3月30日，歐洲正統君主的聯軍開進了拿破崙帝國舉世無雙的宏偉首都巴黎城。從1792年到1814年，歐洲大國聯合起來奮戰22年，終於撲滅了這個市民革命衍生出來的龐大怪物。
拿破崙的威脅結束了，但拿破崙留給歐洲大國們的陰影卻猶如跗骨之蛆的噩夢，逼迫戰勝國的政治家們處心積慮防範拿破崙的重現。然而，由於國家形態和權力原則的不同，各個大國對於地緣威脅的理解也不同，因此也衍生出主要戰勝國的不同外交政策，並引發了一系列的後果。
大英帝國的潛在威脅外交原則
拿破崙戰爭結束時的大英帝國乃是一個標準的君主立憲國家，鉅額的海外殖民地財富持續輸入也使得普通英國人生活相對歐陸平民富裕得多，更重要的是，大英帝國本土的族群結構相對單一，市民政治之必然產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對英國國家形態與權力結構的威脅相當有限。
對於大英帝國來說，拿破崙威脅的主要教訓在於歐洲地緣均衡的崩潰，法國透過無限制地擴張成為超級強權，嚴重威脅英國的國家利益。因此，大英帝國的潛在地緣威脅就在於歐洲均勢的破壞。
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特別是隨後的坎寧、帕麥斯頓，
致力於確保歐洲大陸的地緣均衡，卻不關心均勢權力的構建形式
——即對鎮壓市民革命缺乏興趣。
1815年維也納會議之後形成的歐洲均勢
19世紀20年代的歐洲市民革命，奧地利軍隊平定了義大利的市民革命
奧地利帝國的潛在威脅及外交政策
但是，對於奧地利帝國這樣的多民族專制君主國家，其國家形態的維繫本身就有賴於不同民族的人民對君主的共同認可。而奧地利皇帝專制權力的合法性，恰恰構建在“君權神授”的政治原則之上。這也意味著奧地利帝國的國家形態完全經不起啟蒙思想和民權運動的衝擊，那些看似溫潤理性風潮的傳播與市民街頭烏合之眾的崛起，足以構成對這個國家的致命威脅，並顛覆其根本。
因此，對於奧地利帝國這樣的強權來說，大革命和拿破崙對她的威脅，不僅僅源於歐洲均勢的破壞，更來自於大革命所代表的民權運動對“君權神授”政治原則的破壞。大英帝國可以對民權思潮的散播和市民運動的崛起聽之任之，但奧地利帝國則必須將這些新式勢力視為真正的敵人予以認真對待。
在這種權力原則的基礎上，
奧地利的外交不僅僅要維持歐洲力量的均衡，更需要注意均勢權力構建的形式。
所以，奧地利帝國的均勢外交，必然建立在“君權神授”之正統主義外交原則之上，在防範破壞均勢之強權崛起的同時傾全力鎮壓歐洲的市民革命，才能消弭帝國的潛在威脅——而這也是梅特涅親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
奧地利帝國以種族多樣化著稱，其民眾的國家認同有賴於對君主權力原則的認同——民權運動產生的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足以毀滅這個國家的根本。在維也納會議期間，奧皇弗朗茨一世曾告訴一位俄國使節：“我的國家像一所蟲蛀的房子，如果移動一部分，誰也不知道會倒塌多少。”
歐洲專制君主的權力之所以不可以被挑戰，源於基督教“君權神授”的理念。法國大革命所代表的新思想和市民政治，嚴重動搖了這一原則
俄羅斯帝國的潛在威脅及外交影響
1815年拿破崙的徹底戰敗，使得俄羅斯帝國成為歐洲大陸唯一有能力威脅他國卻不受外部強敵威脅的超級大國，傳統的外敵入侵威脅不再成為俄羅斯帝國的現實威脅。不過，為了抵抗拿破崙入侵而動員起來的俄羅斯民眾，以及進入歐洲繁華寬鬆之地的俄國軍隊，顯然受到了市民政治瘟疫和革命思想病毒的感染，形成了對俄國權力結構的新型地緣威脅——
與英帝國完全相反，實力最強大、專制最嚴重的沙俄不在乎地緣權力的均衡，卻極為關心戰後權力構建的形式和原則。
1825年，主張立憲的俄國軍人團體在聖彼得堡元老院廣場發動叛亂——181
6年，有一部分俄國軍人成立了“救濟同盟”，後來在1818年改組為“福祉同盟”。但基於政見不合，這個組織在1821年分裂為以軍官彼斯捷爾（Павел Пестель）為首，主張共和制的“南方同盟”和希望君主立憲，由軍官穆拉維約夫（Никита Муравьев）領導的“北方同盟”。1823年春，雙方協議共同發動反對專制權力的武裝起義
這種來自思想而非刀劍的挑戰，迫切需要沙皇對自己的專制權力提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使之不受質疑，以抗拒俄羅斯內部日趨高漲的“天賦、人權”呼聲。當時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為了應對這種來自人心而非物質力量的威脅，一反即位之初為了鞏固殺父篡位而得的君權之開放政策，不斷透過強化基督教的理念來樹立自己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
“您將在城邊一所小房子找到我，我之所以選擇這個居所，是因為在花園裡發現了我的使命和旗幟，十字架。”——1815年，入駐巴黎的沙皇亞歷山大致信狂熱基督徒呂登納男爵夫人，希望由她主持彌撒取代閱兵式歡迎歐洲各國君主。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將沙皇這一舉動視為不可理喻和多此一舉，卻忽略了儘管基督教對理性教育下的他來說不再那麼神聖，但對廣大文盲的民眾依然有著強大號召力
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以狡詐多變著稱，被外界稱為“謎一樣的北方斯芬克斯”。他年輕時殺父篡位，為了鞏固權力，不斷鼓吹民權思想，自稱“自由的沙皇”；擊敗拿破崙後，為了鞏固被戰爭急劇強化的沙皇權力，大力提升基督教（東正教）的“君權神授”原則，自命“上帝權威的守護者”。總之，不同時期，沙皇採用了不同的策略和權力原則，都產生了鞏固自身權力的效果
1815年第二次進入巴黎之後，沙皇亞歷山大憑藉戰後主導地位，公開在歐洲推銷基督教”君權神授“的政治原則，並將自身專制權力夯實於對上帝的信仰之中：
在9月為其他君主舉行的歡迎式上，沙皇以狂熱基督徒克呂登納男爵夫人主持的彌撒取代了慣常的閱兵式；在戰後和平會議的宣言中，沙皇要求”戰後秩序必須基於……永恆上帝之至高真理來維繫“；同時，歐洲各君主國（不包括英國）為了補償俄國的犧牲為沙皇上尊號時，亞歷山大選擇了“神聖王”的稱呼，意思是“極其偉大的君主、上帝神權的最高捍衛者”。這實際上顯示出俄國沙皇專制權力的根本在於基督教的原則。
到了亞歷山大之弟尼古拉一世繼承沙皇之位後，面對被俄國統治的波蘭地區（波蘭人是西斯拉夫人）之愈演愈烈的民族主義革命風潮（1830年波蘭革命），俄國教育部長烏瓦羅夫更進一步提出了”君主專制，東正教，民族性理論“三位一體原則，將沙皇專制權力的合法性貫注於東正教君權神授和斯拉夫民族主義原則之上。
正是基於這一基督教原則，沙俄對外政策逐漸呈現出兩種特性：
一方面，與奧地利帝國一樣，沙皇致力於武力消滅歐洲的市民革命，防止革命瘟疫的擴散，以保證自身權力的合法性不受質疑，
這形成與奧地利帝國同盟的政治基礎
。
另一方面，以東正教“君權神授”作為沙皇權力的合法性基礎，決定了沙皇不可能對奧斯曼帝國異教徒統治下的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亞美尼亞、喬治亞等東正教民族之苦難熟視無睹，考慮到奧斯曼帝國的急劇衰退，這驅使沙皇將持續瓦解奧斯曼帝國作為俄國的外交政策，並由此威脅歐洲的均勢，引發了沙俄與維持均勢的大英帝國、奧地利帝國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最終導致克里米亞的戰爭及俄奧兩國的決裂（克里米亞戰爭的源頭，恰恰在於沙皇尼古拉一世對奧斯曼帝國境內基督徒保護者頭銜的執著）。
而斯拉夫民族主義逐漸被引申為沙皇的權力原則和俄國大眾政治隨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泛起，更迫使沙俄帝國逐漸與境內諸多斯拉夫民族的奧地利帝國走向敵對，並在塞爾維亞問題上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因此，拿破崙戰爭之後的梅特涅體系聯合了歐洲最強大的三個戰勝國，雖然看起來無可匹敵，卻猶如蹣跚的歌利亞巨人，在清醒的革命家眼裡有著與生俱來的致命缺陷：
致力於維持歐洲均勢的英帝國，註定要與因東正教權力原則入侵土耳其的沙俄帝國發生衝突；奧地利帝國儘管與沙俄擁有共同的意識形態原則，在撲滅市民革命問題上步調一致，但面對沙皇向土耳其的不斷擴張，也不得不以均勢原則與俄國決裂。三個最主要戰勝國權力原則的不同，導致三者為了維持現有秩序的政治措施，卻最終將破壞君主國賴以存在的現有秩序。
土耳其的衰落最終引發了克里米亞戰爭，終結了神聖歐洲的和平秩序，重啟了歐洲大陸的殘酷大國競爭
這是一個偉大政治聯盟與生俱來的悖論，亦是各個君主國在革命面前瓦解崩潰的原因。正所謂：“
奧斯特里茨的夕陽雖已沉落，馬克思的幽靈卻冉冉升起
”，這是君主國大政治家們的不幸，也是其無可置疑的不朽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