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思想界巨擘顧亭林嘗雲：“一為文人，便不足觀。”以古律今，可知此語實為平凡而不朽的真理，尤其是放在那些終日與青燈古案、竹頭木屑為伍的歷史研究者身上，這更是“一語成讖”式的宿命！因此，我曾以調侃的方式說過：“對於一個人而言，把研究歷史作為他自己一份業餘的愛好，那是莫大的幸福；把研究歷史當作他自己一生謀生的飯碗，則是真正的悲哀！”
到了韓國之後，我無意中發現，歷史學同樣處於學術的邊緣位置，同樣“門庭冷落車馬稀”，同樣讓諸多青年學子避之惟恐不及。一般學校的歷史學科不招人見待也就罷了，就是在其國內“超一流”的“S。K。Y”（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三校中，歷史學科的地位也是低得讓人同情。
據高麗大學亞細亞研究所的一位朋友講，高麗大學研究生招生，其他系科的入學競爭激烈程度，可以用“白刃相搏”來形容，典型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場面，而歷史系（韓國一般稱“史學科”）的報考，則往往“門可羅雀”，通常只需要提供個人資料，不必經過考試這道程式，就可以入學，成為歷史學這支“風中之燭”守護者中的光榮一員。
歷史學科遭遇冷落，原因當是中外一致的。正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樣，在學科的前途上，利祿資源的配置乃是最終決定學科盛衰的槓桿。西哲培根說過：“讀史可以明智。”這固然不錯；唐太宗也講：“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這更是真理。可是“明智”畢竟不等於沉甸甸的飯碗，“知興替”也非芸芸眾生所需要盡心的義務。對於絕大多數年輕學子來說，為了日後捧上堆滿魚肉的飯碗，也只好把歷史學這碗“堅硬的稀粥”擱置在一邊！
然而，一母九子，各不相同，總是有人喜愛和投身於歷史學這門冷僻的邊緣學科，韓國的情況也不例外。於是，在韓國任何一座綜合性大學，歷史系總是能夠開張，依舊細水長流式地為社會培養出歷史學學士、碩士與博士，積腋成裘，年復一年，頂著史學博士“桂冠”的人也有了一定的數量規模。
韓國的大學，除極少數（如國立首爾大學）之外，都是私立的。老闆掙下諾大一份家業多不容易，興教辦學，自然最注重投資的效益，不會樂意掏腰包去贍養閒雜人等。這反映在高校師資隊伍建設上，就是努力將師生比控制在最經濟、最合理的範圍內，嚴格限定教師——尤其是教授的崗位，絕對不允許尸位素餐、人浮於事的情況出現。至於日常的院系事務，則聘用在校研究生擔任“助教”，加以處理，像中國高校院系裡的辦公室和教輔人員，在韓國高校的院系通常是不存在的。但令人佩服的是，他們的管理井井有條，從來不曾聽說在哪個環節上出過問題，日常教學、科學研究、學術交流、行政運作、學科建設等等，都在高效率、低成本基礎上進行和拓展。插句題外話，中國高校要與國際接軌，不必好高鶩遠去向歐美一流高校學步，先和近鄰的韓國高校看齊就可以了。
歷史系招生數額十分有限，這樣一來，該學科的教師隊伍規模自然小得可憐，而歷史學博士畢業生卻每年在遞增。這中間既有韓國本土高校自己培養的“土鱉”，也有從歐美、日本、臺灣乃至中國大陸學成歸國的“海龜”，合在一起，也有相當的數量。其結果，就造成了供大於求的局面：教師崗位稀少緊缺而博士人數飽和過剩，無論是“土鱉”還是“海龜”，大多都為謀一教職而不得，成了名副其實的“滯呆”。往往是某高校史學科一個教師崗位出缺，幾個甚至幾十個博士競相去應聘，競爭之激烈，過程之殘酷，令我們這些局外人也為之同情，心有慼慼然。
很顯然，在韓國做歷史學博士，在很多的情況下，畢業之時就是其“失業”之始，說得文雅一些，便是處於“待業”的狀態。看來，學歷史出路狹窄、前途慘淡，乃是世界性的問題，不獨獨中國如此。
然而，讓人更加為之感慨的是，這些韓國曆史學博士面對“待業”時所表現出來的選擇與心態。在中國，歷史學博士的出路也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可是，他們一般不會在一棵樹上吊死，在咬緊牙關把博士頭銜搞到手之後，他們敢於也善於與昨天作徹底決裂，把滿腦子的“之乎者也”、“秦皇漢武”當機立斷清理出去，以“知昨非而今是”的立場與態度，去尋覓全新的生存之道。“實用理性”的推崇，功利本能的救贖，決定了歷史學博士中大多數人在畢業後改行與跳槽，乃是最正常不過的現象。也多幸虧了有這樣的自我調控，才使得儘管中國出了這麼多的歷史學博士，卻似乎很少有因生計絕望而跳樓投河自盡的。
反觀韓國的歷史學博士，就全身上下瀰漫著一股天真的“傻氣”，遠遠不及中國的同類來得“明智”、善於“變通”。在他們的內心深處，或許始終秉承著一種意念，即：既然已經完成了博士學業，那麼就不應該輕易地拋棄自己的專業，單純地為生計問題去湊合著找一份與歷史學毫無關係的工作。於是他們寧可暫時委曲自己，在默默中等待，一直堅持到最終尋覓到一個專業對口的崗位。在等待的過程中，他們毫不懈怠地從事專業的研究，閱讀典籍，撰寫論著，參與本領域的學術交流活動，為日後投身教職崗位的競爭積累資本，創造條件，真正做到了心無旁鶩，持之以恆。《論語》上記述孔門第一賢弟子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從某種意義上，正是這些韓國“待業”歷史學博士的形象寫照。
我曾在所訪學的高麗大學史學科，結識了多位這樣的“待業”博士：從事明清史研究的權博士，畢業已有多年，但一直未獲得正式的教職，目前是在其導師樸教授領銜主持的“BK21”專案中擔任“研究助教授”，協助樸教授管理這個為期七年的國家資助科研專案。從事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金博士，畢業後一樣處於打臨工的狀態，在高麗大學史學科做一名不在編的授課講師，籤一次合同幹上一個學期或一個學年，真正典型的今年不知明年的事。據他們介紹，在韓國，像他們這樣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式的臨時工性質的博士比比皆是，社會上的人們以及他們自己對此亦早已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了。
當然，“待業”博士打臨工的收入要維繫簡單的生活還是可以的，否則，一個人再有定力，面對著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的困境，也是無法做到“波瀾誓不起，妾心古井水”的。不過，其收入絕對談不上是豐盈，甚至可以說是拮据。以金博士為例，一般他每學期在高麗大學史學科承擔兩門課程，每門課程每個月收入50萬元（2007年1萬元韓幣約摺合人民幣80元，2019年則摺合人民幣60元），另外，再在其他學校兼上一兩門課，這樣合計起來，他的月收入也就是在150萬至200萬元韓幣之間，數額並不多，低於韓國的平均工資收入，大致與那些超市的收銀員收入相近。考慮到韓國物價的昂貴（首爾已進入了世界上消費水平最高城市的前五位，遠遠超過了香港、紐約等地），他的這點收入實在很寒酸，只能過十分緊巴的生活，更不要說購置像樣地段的房子了。因為動輒幾個億價格的住房，對這些處於“待業”狀態的博士而言，不啻是天文數字。
不過，令人為之心儀的是，他們對目前的工作與生活狀態，抱有從容豁達的心態，寵辱不驚，安貧若素。我曾經很委婉地向權博士詢問過他們怎麼看待自己當下的境遇，並由衷地表示了我對他們這些人的敬佩之情。他的回答很平淡，但也很堅毅：他自己覺得從事專業研究適合自己的天性與愛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比什麼都好，無須去羨慕其他人。正是這樣的心態，正是這樣的胸襟，使得他們不隨波逐流，不為滿足物慾而喪失自我。
與中國國內不少學人浮躁的學風和心態相比，韓國這些“待業”的歷史學博士的境界顯然要高邁得多。韓國的歷史學研究水平的高低我們不宜妄加置評，但是，年輕一代學人對專業的執著與追求，則是難能可貴的。只有具備了這樣高尚的獻身精神，才能把“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的學風貫徹到自己的學術研究之中。而這正是一個歷史學研究者是否能成大器，為深化歷史學研究作出自己獨特貢獻的一個基本前提。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心無旁鶩、鍥而不捨的韓國“待業”歷史學博士，永遠是我們的一面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