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隊作為國家統治鏈條中的重要一環，是保障國家統治和維繫國家穩定的基礎。
有明一代作為中國古代王朝發展歷程中的成熟階段，其軍事體制已經較為完善。明王朝經過從衛所制到營兵制，從武人掌握兵權到文官出任督撫指揮作戰等改革。
在明王朝的中期，乃至中後期階段都基本解決了困擾歷代統治者軍隊指揮問題。但在崇禎年間情況卻出現了變化，不光軍隊戰鬥力的下降，且國家缺乏干預這種趨勢的能力。
因此，明廷在軍隊的指揮和掌握上也出現了難題，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
一、制度原因
因長期軍事實踐導致的種種制度上的變化，與明王朝的慣有的軍事組織制度之間形成了制度性的障礙。妨礙了國家對軍隊的命令下達，以及監督執行。其中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明代長久以來的重文抑武的指導方針與軍事指揮體系的重疊。並且在日常的管理中也以文官為尊。和平時期這樣的管理方式自然無可厚非，但一旦遭遇高強度的戰爭時期顯然這套體制就顯得捉襟見肘了。因文官普遍沒有經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雖然自萬曆以來文人講武的氣氛濃郁，但大多存在於紙上談兵的階段。
清初學者陳確曾經說過“兵不可談，談兵之人，其實並不知兵”。
沒有接受專門的軍事訓練，只是在各種兵書乃至小說中瞭解兵事的文臣顯然很難負擔起長期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責任。
而相應的武將為了迎合文風，大多也都“思文矣”希望透過吟詩作對和與文臣們一起討論詩史來拉近與文臣的關係，從而擺脫大老粗的形象，以此來提高自己的地位。
但結果往往是，這些武將文事稍有成就，武事則一塌糊塗。最終的結果自然是“文藻翩然，議論有餘，究其實用，終無一效”。
相應地，因為這些武將的百無一用，文臣們自然對武將百般盤剝，甚至“年來邊方文臣每以武將為可魚肉之官”。
究其原因在於長期以來重文抑武的策略，使得文武地位差距地過於懸殊，武將為了爭取平等的地位紛紛棄武學文。
軍事指揮體系的重疊主要在於明末由於邊事的繁重而之前的衛所部隊往往腐朽不能承擔作戰任務。
抑或者是原來一省之力或一鎮之力可以應對，但隨著農民軍的流竄和滿洲的實力增強，一省之力無法應對時，需要調動兩省乃至三省的力量來應對。
因此，明王朝解決這方面問題的辦法便是在原有的官制基礎上再練新軍或者再添新官。
從而導致了原有的體制與新增體制共同存在的情況，雖然新增的體制在一定時間內會增加軍隊的戰鬥力，同時加強對軍隊的掌控。但長期以來，則會讓將領不知道服從誰的命令。
以登萊為例，登萊巡撫陳應元在崇禎八年八月上過一道題本，內稱“登鎮水陸十營共計兵不過一萬一千，而設十將官、十中軍、二十千總、四十八總。兵少官多，徒靡稟氣”按嘉靖二十九年革除團營，重並三大營之後的規制。
每名中軍下轄士兵一萬名，而登萊鎮統共只有兵一萬一千人，顯然是官多兵少。
產生這類問題的原因便在於舊兵不敷使用之後，朝廷便新設營兵，新增軍官。但為了防止舊的軍官不滿，因此保留其職務的同時又新設軍官。這樣導致了空有大量將官、中軍、千總等的存在，卻沒有相應地所轄士兵，人浮於事反而增加了指揮調動的難度。
而官職的增加，給指揮的調動增加的困難更大。
二、管理方式原因
除了制度原因之外，還有具體管理方式的失誤，使得地方武將對中央政權離心離德。
從陽奉陰違到拒不服從命令，乃至最後選擇投降他國。自東事興起以來，朝廷調集了大量外地客兵前往遼東。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每年消耗大量軍餉。因此，自孫承宗主政遼東到袁崇煥督師遼東之際，他們都提出了一個方針為“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將統遼兵”。
前半句的以遼人守遼土，尚屬於激勵士卒士氣的方法。但後半句的以遼將統遼兵，則是背離了明代兵將分離的治軍思路，從而在遼東鎮形成了以祖大壽為首的祖氏家族和其他遼將為首遼兵為從的利益集團。他們在本鄉本地任職可以獲得相比於異地任職更大的影響力。
因此除了一些強勢的總督外，中央政府下派的文官很難對其進行有效的管理約束。
筆者在對《明清史料》的梳理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即在袁崇煥下獄之前，朝廷與遼東鎮的公文往來大多是與袁崇煥進行的。而在袁崇煥下獄之後，朝廷與遼東鎮的公文往來大多則是與祖大壽進行溝通。相比之下，接任的遼東巡撫如：方一藻、邱民仰等的題本以及朝廷的行文並不多，並且大多是通報夷情或餉銀相關情況，並不涉及重大軍事部署問題。
可以看出在袁崇煥之後，武將逐漸成為了遼東鎮最大的話語權掌握者。相應的，中央政府對祖大壽等人的溝通也更傾向於商量，而非命令。
因為即使祖大壽拒絕執行，朝廷也沒有辦法對其實行懲戒。又或者是對於武將的過度信任，而造成的武將叛變。隨著李自成部實力的進一步增強。崇禎皇帝任命白廣恩為總兵官，並封為蕩寇將軍。命其帶領三萬秦兵進剿，且賦予便宜行事的權力。
內閣大學生蔣德璟則認為白廣恩作為流民叛逃而來，之前也有傳召不來的前科。
因此希望“仿先朝用王驥、蔣貴例，以知兵大臣與廣恩共事”，而崇禎皇帝出於對武將的信任以及防止其受文臣的掣肘。因此只是“擇一豫楚總督排程之，但不必並在行間，以總兵前驅，以督臣後勁”。相應的缺乏監督的權力往往是最致命的。
因此白廣恩在固原投降了李自成。崇禎皇帝寄希望於授武將以實權的管理方式最終導致了軍隊的投降。在農民軍勢力未大之時，崇禎皇帝出於對邊方武將的不信任。
其不光透過巡撫、總督、督師等文臣調動督促武將，同時還派遣監軍御史監督武將，最後還透過派遣親近的內臣充任監軍，希望一舉蕩平農民軍。
但隨著戰局的逐步惡化，農民軍和滿洲力量的不斷加強，崇禎皇帝反而減弱了監督，弱化了文臣的職能，給了武將更多的自主權。而這些武將面臨強大的敵人和缺乏監督的朝廷，自然會選擇使用這種自主權為自己謀求生路。
因此也就不難理解李自成攻擊北京的路途中一路勢如破竹，各城紛紛投降的局面。
三、處理武將事務的事宜
無論是文官還是武將，都是一個個個體。
不管朝廷的制度和管理方式會使其心生不滿，給其渾水摸魚的空間。同樣關鍵的在於朝廷對於各個武將的具體事宜處理上也存在著較大的失誤，導致無法從利益或感情上籠絡他們。
因此，在失去了有效的監督，並且個人感情上對明廷不在抱有期待之後，自然會消極應對命令，乃至走向叛變犯上的道路。明人李清的《三垣筆記》中記載了這麼一則案例，稱崇禎皇帝召白廣恩進京，但因當時袁崇煥入援京城時被殺，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且白廣恩作為農民軍投降而來的武將，其擔心崇禎皇帝採取同樣的手段對付他。
因此，便在真定城下盤桓，並且藉口索要糧餉。
時任內閣大學士的吳牲採取的辦法是“欲上言之治罪，而己為力救，率之剿寇自贖，以密揭請”，透過讓皇帝擺出強硬的態度，然後再由自己出面賣個人情給白廣恩。得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崇禎皇帝可能是擔心白廣恩的確是因為缺糧可能鬧事，因此便下令“內臣二人攜銀二萬犒其軍，且諭以溫旨”。
然而，這種懷柔手段最後得到的結果卻是白廣恩的驕縱以及不服從命令。
因其發現，即使其拒絕奉詔進京，即使其不聽軍令，原地要挾餉銀，得到的卻是皇帝的好言寬慰和銀子。相應地，白廣恩便會認為朝廷對擁有軍隊的武將具有極大的寬容度，一定程度上的不服從命令並不會帶來後果，反而會讓朝廷對他更加重視。
同樣，不光有武將過失反而得到賞銀和寬言的情況，還有因武將過失而懲戒文官的情況。崇禎十三年二月“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在增援戰鬥中，因為武將帶領軍隊失期而斬首監軍文官。
原因可能不外乎是戰爭時期武將難尋，斬殺一名武將可能會使一支部隊失去戰鬥力，尤其是隻聽命於其本人的精銳家丁。
但文官不同，監軍的文官對於朝廷和上級來說屬於可替代品，隨時都可以找到下一個。故而，產生了這類處理方法，類似於明代藩王犯罪而懲罰王府官員的情況。但這類本末倒置的處理方式只會使武將們更加肆無忌憚。
左良玉作為明末的對農民軍作戰的重要將領，其行為模式以及導致原因都很值得考察。
從最初的能征善戰，到殺良冒功、搶掠百姓，再到抗命不遵。
可以看出左良玉對明廷的服從程度是在不斷地下降的，而造成這種下降的原因則在於朝廷在左良玉相關事件上多次處理不當。首先是楊嗣昌出任督師後因不滿左良玉不服從其節制，故要將左良玉的平賊將軍封號轉封給賀人龍。
但因為左良玉的瑪瑙山大捷，故取消了這一計劃。
最終導致“人龍怏怏。良玉知之，意亦恨”。而在楊嗣昌的文集中的《官兵兼程追剿疏》中楊嗣昌提到“臣部之呼叫左良玉，一則資其威望名義以御邊，一則率其順民以立功。庶幾撫非虛撫”。既然楊嗣昌已經發現了左良玉的重要性，卻出於其他原因希望拉攏賀人龍。
本來按照楊嗣昌的計劃，即使將平賊將軍轉封給賀人龍，得到的只是左良玉的不滿，但實力強大的賀人龍卻會感恩戴德。不過分屬兩端的楊嗣昌卻希望兩邊都不得罪，結果卻是賀人龍、左良玉兩將都對其督師不滿，不再服從其命令。
不過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崇禎初年，武將們還是很在意朝廷給予的官爵封號。
並不會因為朝廷連續敗仗便自立門戶。
可以說這些官職，或者是封號是他們積累實力的合法性來源。但當朝廷以此要求武將執行命令的時候卻並沒有很好地把握好獎懲關係，導致因賞罰不均，最終這些措施失去了應有的功效，只是給了武將們爭權奪利的藉口。
四、總結
崇禎皇帝希望透過提高武人地位來換取武人忠心的方式無法有效執行，原因在於皇帝雖然提高了武將的地位，但就整個社會風氣來看依舊是重文輕武；
由於社會秩序的逐漸崩潰，武將們發現朝廷已經不再具有足夠的威望，即使不服從朝廷的命令也不會受到嚴重的處罰。
因此，諸如左良玉、劉澤清這類的跋扈武將他們不再理會朝廷的指示，對於地方督撫的命令更是充耳不聞。
決定他們動向的不再是朝廷的命令，而是如何運動對其個人實力發展更加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