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唐太宗李世民，對於國民來說幾乎是人盡皆知的傳奇人物，在絕大部分人眼裡，他是中國帝王中，無人可以之相提並論的存在。但是對於唐太宗是胡人還是漢人，儘管歷史上一直將他視為漢人，還是總有不同的聲音不絕於耳。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了解下關於唐太宗是胡人還是漢人的來龍去脈吧！
關於李氏家族的血統，學者歷來有所爭論。有人說這一家族是少數民族，冒用了漢族血統。早在唐代李世民當上皇帝的時候，就有一個和尚當面對李世民說李唐隱瞞自己的出身，亂認祖宗。唐釋彥琮在《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中記載，法琳大師對唐太宗說：“棄北代而認隴西，陛下即其事也。”您本來是北代胡人的後裔，為什麼非要認隴西漢人為祖宗呢？宋代大理學家朱熹也很肯定地說“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朱子語類·歷代三》）。李唐本來出自夷狄，所以不像漢族那樣講究禮儀，隨便亂來。明代學者楊慎講得比這更徹底：“唐……乃夷狄，非中國人。”（《升庵集李姓非一》）
不過陳寅恪先生考證認為，李唐雖然不是出自他們冒稱的跪西李氏涼武昭王一系，但應該還是漢人，“本為娜李氏之或”強。那麼，我們就姑且認為李氏的父系遠祖確實是漢人，但是由於李唐家庭先是跟著鮮卑人拓魏起家，接著又投靠了鮮卑化的匈奴人宇文北國，被賜姓“大野氏”世代與少數民族昏，所以李唐血統中融入了大量匈奴人、鮮卑人的血液。唐高祖李淵之前的混血情況沒有詳細記載迪，但是主流的歷史研究資料顯示，李淵的生母、皇后汕和一個兒媳均為鮮卑人，也就是說，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是鮮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鮮卑人。幾代連續混血，使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最多隻有3/16的漢人血統。所以如果純粹按血液成分的多少來算，李唐一族也可以算成是少數民族。
不光皇帝如此，唐代很多著名的文臣武將都是鮮卑人。比如現在被我們貼在門上當“門神”的人物尉遲敬德，還有宇文士及、長孫無忌、元稹等22位宰相，還有劉禹錫等詩人，都是出自鮮卑族。
只有瞭解了鮮卑傳統，我們才能理解隋唐兩朝的許多政治和社會現象。
比如唐高宗娶了唐太宗的“才人武則天，相當於兒子娶“母親”這對漢人來說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對胡血甚濃的李唐家族來說，這正是遵從“父死，妻其後母”的鮮卑風俗。就如朱熹所說“閨門失禮之事不可以為異”，即對唐代人來說，在家裡沒什麼禮儀是正常的。
李唐皇室中，兒子管父親 叫“哥”，父親對兒子也自稱“哥哥”。比如《舊唐書·王據傳》：“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唯有太平。”這裡的四哥，指的是唐玄宗的父親唐睿宗。《淳化閣帖》收有唐太宗寫給他的兒子李治的信，在信裡，唐太宗自稱“哥哥敕”。李唐皇族為什麼會有此家法呢？方壯猷、胡雙寶、趙文工等學者認為，這個“哥”字源自鮮卑語的“阿幹”一詞，鮮卑人以此稱尊長。
唐三彩多是胡人模樣，唐朝人“以胖為美”，喜歡體態肥胖的壯實女人，這都是鮮卑人的標準而不是“纖纖弱質”的漢人標準。
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只有唐代出現了女皇呢？這也是鮮卑傳統的浮現。
草原民族沒有漢族男尊女卑的傳統，特別是鮮卑族“貴母賤父”’其俗從婦人計”，婦女在家庭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擁有極大的發言權，性格也比較強悍。隋文帝的皇后獨孤氏就是一個典型代表。隋文帝是一個公認的性格強悍的君主，但也是一個著名的怕老婆的男人，每天在後宮活得膽戰心驚，不敢沾別的女人。有一次他偶然臨幸了一個宮女，結果獨孤皇后馬上把這個宮女殺了。隋文帝不敢向獨孤皇后發作，感覺非常鬱悶，一生氣離家出走，一個人策馬出宮，跑到二十多里深的山谷。大臣們勸他回宮，他嘆息道：“我貴為天子，竟然不得自由！”每次隋文帝上朝，獨孤氏都同輦而去，到殿門方止；待隋文帝退朝，又前往相接，一同返宮。鑑於她和隋文帝有著不相上下的政治影響力，宮中把她和隋文帝並稱為“二聖”。讀者可能通常會以為“二聖”是武則天與唐高宗的合稱，殊不知是獨孤皇后開的頭。
我們再往前追溯，《魏書·皇后列傳》記載：“（靈太后）臨朝聽政，猶稱殿下，下令行事。後改令稱詔，群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開始大家管靈太后叫“殿下”，後來稱“陛下”，靈太后下達的命令叫“詔書”，自稱為“朕”。漢族王朝中雖然也有不少后妃主持朝政，卻沒有一位后妃公開稱朕、稱詔、稱陛下，這是北魏靈太后開的頭。因此，武則天不過是繼承了靈太后和獨孤皇后的傳統，並且發揚光大，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
少數民族對中原地區的週期性征服，對中國歷史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影響，這種重要性不僅體現在中國歷史上幾次大分裂後的大統一都是由遊牧民族或者遊牧民族化了的漢人政權完成的，而且體現在這幾次統一都帶來了重大的制度創新。
第一次是起源於北方、靠近草原的周人建立了大一統的周朝，周人建立了系統化的封建制，開創了天命觀，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性格。
第二次是在中國歷史陷入漫長的春秋戰國分裂後，吸收了草原文明特質的秦人又一次完成了統一。秦人建立了大一統的郡縣制度，或者說皇帝制度，決定了此後2000年的政治遊戲規則。
第三次是在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漫長分裂後，鮮卑化了的漢人政權建立了大一統的隋唐，並且繼承了鮮卑人的二元結構，在唐前期建立了第一個大一統的、包含二元結構的帝國。唐初的二元性主要體現在“府兵制”上。府兵制起源於鮮卑的部落兵制。府兵制下，鮮卑人當兵，全家可免除賦役。而漢人負責耕種，繳納賦稅來供養府兵。府兵制帶有部落兵制的色彩，軍人地位高，有特權，有榮譽感晉升快，所以軍隊的戰鬥力很強。依靠府兵制，
唐代建立了“天可汗”體制，即唐朝皇帝成為中原和草原的共主，這在中國以前的歷史上是沒有過的
。然而後來唐代放棄府兵制，開始募兵，當兵只為吃糧，軍人地位日益下降，“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當兵如同當奴僕，大家認為當兵是抬不起頭的事，結果軍隊喪失了榮譽感，戰鬥力迅速下降。唐帝國只好開始使用安史集團那樣的少數民族僱傭兵，結果導致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
除了開創了二元結構外，唐代在中國歷史上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制度是“均田制”，由國家均分士地，在中國歷史上諸大統一王朝中獨樹一幟。這其實也是鮮卑人的制度，是北魏首創，隋唐繼承。北魏為什麼實行均田制呢？因為這是草原傳統。草原民族的習慣是牧場公有。唐長孺和王仲犖在探討北魏實施均田制的社會經濟背景時，把拓跋鮮卑遊牧時代的經濟制度、牧地所有權觀念，看作北魏均田制得以實施的基礎。
我們以前讀史，可能更多地注意到少數民族的漢化。其實，中原文化和制度受草原傳統影響的一面，也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閻步克先生多次強調北朝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提出了著名的“北朝歷史出口說”。“北朝異族政權的特殊政治結構，進而又為帝國體制的復興提供了更大動力”草原民族成了華夏傳統復興的主要承擔者，“北朝軍功貴族與異族皇權的結合，使北朝成為帝國復興的歷史出口，進而帶動了一系列的制度演化”。陳寅恪先生說：“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學者羅新認為，內亞史油自成一個歷史系統，它並非必須依附於中國史才能成立，但是，內亞史又一直與中國史發生或淺或深的接觸。因此中國史與內亞史的重疊交叉是貫穿全部中國歷史的。中國歷史中的所有時期都有內亞因素的參與，只是存在著強弱輕重的差別而已。幾千年來，邊疆民族如同注入湖泊中的活水一樣，不斷透過入侵給中原王朝輸入活力。這是觀察和思考中國歷史時不可忘記的背景。
好了，說到這裡，以上種種是否對你之前的認知有所改觀？但我認為唐太宗就是漢人，混血只代表是民族的交融的而已。那麼你又覺得唐太宗是胡人還是漢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