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前的大集體時期，農村生產小隊必須配有三個主要幹部，有小隊隊長、會計、保管，另外還有副隊長同時兼職民兵排長。每個獨立生產小隊大概有30戶人家，統一受大隊黨支部的領導。當時各村生產小隊的劃分不統一，根據村莊的大小來決定，大一點的村莊，有的規劃到幾十個生產小隊，小一點的村莊只能規劃幾個生產小隊，從上到下管理起來有條有序。

當時的生產小隊雖然人數不多，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它有一個獨立的核算機構，一年的支出與收入，有生產小隊的會計獨立核算，是大集體時候最低層最有權力的小單位，小隊長負責抓全盤工作，比如說全年的農作物茬口安排，勞動力的分工派活，一年四季的耕種管理收穫等等，都有他說了算，副隊長只管領頭幹活。小隊會計是一個文人角色，一年四季的不出門，捂的白白胖胖，戴著眼鏡，只管扒拉著算盤，管好生產隊的進支出賬目。那麼保管在當時是個什麼官呢？權利又有多大呢？

那個時候生產小隊的保管，有個好聽的外號叫紅管家，管著生產小隊的全部財產；有澆地的農機柴油，化肥農藥種子，還有倉庫的小麥玉米雜糧以及全部的農機具，倉庫的大門上有兩把鎖，保管只能有權利開一把鎖，另一把鎖在貧農代表的手裡，想開倉庫大門取什麼東西，必須兩個人同時一塊各自開啟自己的那把鎖。後來群眾代表逐漸退出，原因是都嫌太麻煩，生產隊的鎖事太多，一天到晚不是拿這個就是取那個，不少耽誤功夫又沒有額外的補貼，所以倉庫門上的鑰匙乾脆都交給了保管，有他一人管理，無形之中整個生產隊的全部家當都有保管一個人掌握著，在當時，小隊保管這個職務，實際權利應該是最大的。

在我初中畢業的那一年，正趕上生產小隊幹部的換屆選舉，當時的實際現狀雖然是社員選舉，其實大隊的主要領導早已經物色好了人選，開會的時候點名選誰然後再問社員同意不同意，大多數的社員都會舉手同意，剩下少數有意見的人只好保留意見。那天下午的選舉會上，大隊領導提名讓一個姓曹的人來當保管，我們都叫他老曹，此人40多歲，離婚多年，獨身一人一直沒有成婚。離婚後一個人到了東北黑龍江待了三年，回家的路上正趕上那一年唐山大地震，他果斷的在唐山下了火車，投入到搶險救災的隊伍裡，連續在那裡搶救了半月，在水泥堆裡用手扒出了數十條人命，十個手指都磨出了血，等救災結束後，唐山地震總指揮部留了他的地址和名字，給了他一些路費送他回了老家。沒想到隔了不到一個月，唐山市地震指揮部派人來到村裡，拿著金旗慰問品慰問信一起交給了大隊黨支部，當時在村裡確實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大隊領導對這件事十分重視，借這次選舉的機會，提名老曹為生產小隊的保管，老曹也就順理成章的幹起來這個差事。

他幹保管的時候，已經取消了群眾代表這個差事，全部的倉庫大門鑰匙都有他一個人掌管，

老曹的脾氣耿直，說話不會拐彎，有時上來他那牛脾氣，生產隊長也怕他三分，甚至喝多了酒的時候，還到支部書記家裡去指天畫地的去演講，支書也沒有怪他的意思，因為是自己親自提名的愛將，每當看到他酒後胡言亂語，反而一笑而過，只當看了一場演出，等老曹酒醒後等來的會是一頓臭批。村裡的老少爺們也都挺喜歡他的這個脾氣， 時間久了社員都愛跟他開幾句玩笑。

他當保管的那一年，我也正趕上初中畢業，我倆雖然相差20多歲，但是我倆卻十分合得來，他很喜歡我，我也很喜歡他，一有時間我就往他家裡跑。因為他一個人過日子，什麼畜禽都沒有養，無聊的時候老曹就拿出他養的蛐蛐讓我欣賞一番，他給我解釋說：鬥蛐蛐是一門學問，兩隻蛐蛐能力都要差不多，能力如果相差太大，就沒有樂趣了，比較弱勢的那一隻，只能選擇逃跑“

老曹還說：”鬥蛐蛐首先要知道它吃什麼才能有力氣，要給它加豆餅，還要餵它牛肉，搭配上水果蔬菜`

我聽後瞪大了眼睛問：這麼頂點的蛐蛐吃的食物還要那麼講究啊？

老曹神秘的一笑對我說：“這你就不懂了，想當初我在天津的時候，曾經和那養蛐蛐的老頭交談過多次，別看它體積小，也要拿他當虎豹來伺候，一隻好的蛐蛐比一頭大牛都值錢”

我聽後只能點頭，這件事對我的記憶特別深刻。

記得有一次天氣已經很冷了，農田裡的麥苗已經長得蓋住了地皮，秋季的大豆穀子還在場院裡沒有收拾利索，老曹一個人耐不住寂寞，到晚上的時候，就叫上我跟他一塊去場院裡看那點剩的不多的大豆穀子，我倆在場院的一個角落裡用玉米杆搭起了一個窩棚，然後各自帶上被褥，夜裡一起在窩棚裡睡覺。

他時常對我說：“做人一定要心懷坦蕩，不能看到別人的東西就拉不動腿，那是別人的不屬於你”。現在想起來他的話有時還在耳邊響起。後來改革開放之後，集體的財產都分到了農戶家，也取消了他這個保管的官差，土地承包責任制的時候，他分到了一畝三分地，後來十幾年的時間，他一直忙活在自己的責任田裡，一直到他進了鄉鎮的養老院。

十年前我買了點禮物，騎車到了30多里外的鄉鎮養老院去看望他，養老院的領導對我說：老曹已經走了快兩年了。我聽後一陣心酸，一直後悔自己來的太晚了，臨走的時候我把帶來的禮物送給了敬老院的其他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