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津湖之水門橋》總監製：點燃中華民族潛意識裡的那把火

大年初一，作為《長津湖》續篇的電影《長津湖之水門橋》與觀眾見面了。2021年上映的《長津湖》重新整理了中國影史的最高票房紀錄，這也讓人們對《長津湖之水門橋》充滿了期待。電影未映先熱，上映之前預售票房就已經突破3億元。《長津湖》裡七連戰士們的命運在這一部電影裡將如何繼續展開？這兩部電影所代表的中國電影的高度工業化是如何實現的？《長津湖之水門橋》能否延續上一部的成功？影片上映之際，記者專訪了該片總監製黃建新。

在戰鬥中看到中國人的情感和信念

記者：《長津湖之水門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計劃拍攝的？在內容上與《長津湖》是如何銜接的？

黃建新：這兩個影片從最初是一個劇本，這個劇本有130多頁，用一部電影根本容納不下。但其實3位導演用6個月的時間基本上拍得快成型了，我們研究了很多次，最後決定要在3小時處做一次了結，這也就是上一部《長津湖》的由來。為什麼是3小時呢？因為故事從戰士們被徵召、集合、出兵、過江、遭遇戰，然後到打掉“北極熊團”，這幾個大的過程要素都具備了，到那就3個小時了。那麼接下來的就是故事的第二部分，也就是《長津湖之水門橋》。

《長津湖》上映後，熱情的觀眾們提出一個疑問，電影裡的人物接下來怎麼樣了。在接下來這一部裡，他們就被派往戰略要地攻打水門橋。《長津湖》裡這些人物的生命過程、情感過程給觀眾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間，所以在這一部裡我們做了更細緻的一些細節呼應，由此進行了一些補拍，讓整個故事變得更加豐富。

記者：具體在哪些細節上進行了呼應？可以舉例說明嗎？

黃建新：如果你把這兩部電影連起來看，會發現它的完整性很高，任何一個在上一部裡埋下的包袱，在下一部裡一定會有解。比如美軍撤離時發現的那條紅圍巾，其實就是第一部裡那個小女孩扔給伍萬里的那條。我們設計了很多這樣的巧思，只要在拍第一部的時候發現了一個有意義的點，我們就讓這個點往下發展得更細膩更豐富，更容易讓人共情。這就是我們說的，導演其實在“武戲文拍”，就是在戰鬥中要看到人的關係、人的情感、人的信念，這些東西會讓觀眾感動。

記者：電影創作最重要的還是對人物的塑造，《長津湖之水門橋》在人物性格邏輯上是怎樣保持與上一部的延續性的？

黃建新：當一個電影的大時代背景被烘托起來後，觀眾的目光就會聚焦到戲劇中的人物身上。在這兩部電影裡，人物性格的設計會隨著不同的場景有一些變化，它的延續性就需要透過演員跟導演的配合來實現。

這裡要表揚一下演員們，大家投入其中之深，是我從業這麼多年來很少見到的。我們拍攝的條件太艱苦了，人在零下20多度的時候，肌肉調動都有問題，笑容都是不自然的，這個時候，演員的眼睛傳遞出來的資訊和情感就變得特別重要，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在往這個方向努力。

每天拍攝回來都很晚了，大家就湊在一起吃點熱乎的東西，討論今天的拍攝有什麼問題，明天應該怎麼拍。他們是用自己的行動自動地融合，變成了一個七連那樣的集體，他們把生活裡彼此相處的情感帶入到電影裡，所以你會發現電影裡他們的一舉一動都非常真切。這個故事裡的人物打動了我們每一個參與創作的人，拍好這部電影已經不是一份工作了，而是一份職責。

記者：這兩部電影透過人物塑造和故事講述，也呈現出濃郁的東方美學。

黃建新：是的。比如從電影裡的一段戲，我們能看到東方人的人際關係。梅生說，女兒問為什麼要打這場仗，他說我們不打那就得他們那一代人打。再比如說伍千里說，離開家的時候我娘看著我一句話不說，我知道她不想讓我走。這都是東方人的情感表達。

記者：電影裡的很多人物都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的結局也讓人感動和嘆息，故事這樣設計的原因是什麼？

黃建新：從故事的走向可以看到，電影是從伍千里一個人回鄉再應徵開始的，見到伍萬里變成了兄弟兩個人，見到了戰友變成一群人，大部隊作戰再變成無數多的人，之後七連一路打一路犧牲變成幾十個人，再到了水門橋，又犧牲了很多人，這是故事人物設定的脈絡。這個過程裡有一個東西一直在閃耀，就是對父母的深情，對國家的深情。透過這個過程，我們看到了無數生命的奉獻，它產生了一道璀璨的光芒，這就是照耀我們心靈的那束光。我們看到了光亮，看到了和平，這樣的共情會讓我們聯想到很多。這可能是這兩部電影的意義。活下來的人的意義就在於，他代表著生命的延續，精神的延續。

記者：拍攝《長津湖之水門橋》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黃建新：最大的困難是要跟前面拍攝的內容完全融為一個整體，在藝術上來講，這個分寸感是特別重要的。因為拍攝的地點不一樣，日照的光線角度不一樣，氣溫不一樣，演員在表演上要保持一致性，怎麼才能做到天衣無縫，怎麼樣才能讓觀眾一直跟隨著你，這是需要導演和演員去研究的。

記者：演員在一部電影裡的表演過程是非線性的，尤其在這麼長的兩部電影裡，這給演員的表演帶來了什麼樣的挑戰？

黃建新：表演對這兩部影片裡的演員來說的確是非常大的考驗，尤其是在三位導演的執導下，三個組是重疊拍攝的，所以給表演帶來了很大的挑戰。電影裡每一個人物造型、行為、情感上的設計和實施，都至少做了10輪以上的測試，用上千幅的圖紙固定下來，每個組的拍攝都要依附於這個來準確地完成所有細節，否則拍著拍著就接不上了，這是一個特別複雜的製作過程，也是中國電影工業化的一種體現。

記者：透過《長津湖》，人們看到了中國電影工業化的巨大進步，您能對這方面有所介紹嗎？

黃建新：工業化首先是對電影有一個工業標準，要做的是電影的質量怎麼才能達到這個標準。所以電影工業化其實有幾個概念，一個是契約概念，一個是時間概念，一個是協作概念。電影工業裡的所有條約都是為了保持協作關係的良性運轉。因此工業化其實就是在巨大的市場需求下，電影行業的分工越來越細化，創作團隊和管理團隊要利用全世界的這些資源來完成我們想象中的一個東西。這個過程中，全球共同遵循的原則就是工業化原則。

比如這兩部電影的製作，我們的字幕裡出現了12000多人的名字，這就是說我們把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一萬多個人組合在一起完成了一個作品，這件事光從管理意義上講就是非常了不得的。

再比如，大家都知道，這部電影是三個導演大組並行拍攝。其實我們在三個大組的基礎上，又建立了“樞紐中心”，統一處理拍攝需求、統一彙集拍攝素材、統一完成最終的後期製作。如果沒有電影工業化，這是無法想象的。

中國電影的工業化之所以能達到今天這麼高的水平，應該講這是緣自我們對中國電影的信念，我們相信中國電影一定會走到這一步。中國是全世界少有的能走進電影工業化的國家。因為工業化的前提是產業化，如果沒有一定的規模，就無法形成產業。中國有這麼多愛看電影的觀眾，有這麼大的行業規模，又有這麼高的對電影的追求，加之國家對文化建設的重視，以及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實施，這一切都讓中國電影工業化具備了最基礎的保障。

近些年，中國電影工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如果沒有這個工業化的基礎，這兩部電影是完成不了的。沒有工業化基礎，我們就沒有能力調動全世界上百家公司來一起完成這兩部電影的製作。我們的視野打開了，我們的心態開放了，我們就可以調動全人類的資源來拍攝一部表現中國人家國情懷的電影。

點燃中華民族潛意識裡的那把火

記者：《長津湖》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重新整理了中國影史的最高票房紀錄，在您看來，它成功的原因是什麼？

黃建新：歷史上經常會有一個節點，就是當一個民族回望幾十年的心靈史的時候，如果有一部文藝作品正好在這個時候點燃了人們共有的情緒，它就會形成一個巨大的效應。《長津湖》大概就正好是在這個節點上出現了，所以它一下子就點燃了民族潛意識裡的一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