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佈了三星堆祭祀區最新考古發掘成果：6個“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編號文物近13000件，7、8號祭祀坑發現許多造型精美的青銅器，包括龜背形網格狀器、青銅神壇和頂尊蛇身銅人像等。
當然，這並非三星堆考古發現首次引發關注。早在1934年，這片位於四川省廣漢市西北鴨子河畔的三星堆遺址就已經得到初次發掘，並由此拉開了三星堆考古的時代序幕。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數千件珍貴文物的井噴式湧現——巨大的青銅人像，近四米高的青銅神樹，以及雙目外突、形容粗獷的青銅人面像等引發海內外廣泛關注。這些區別於中原文化的青銅製式不僅帶給人們以視覺衝擊，更激發了民眾對“神秘”三星堆文明的好奇與猜想。
三星堆文明與古蜀國、中原有怎樣的關係？三星堆與外部文明是如何交融的？三星堆背後最大的謎團是什麼？8月20日，新京報書評週刊·文化客廳聯合漢唐陽光，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三星堆之惑》作者許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圍繞三星堆引發的困惑展開對談，共同探討三星堆考古發現背後隱藏的文明密碼。
三星堆博物館內的青銅大立人。新京報記者 吳採倩 攝
談及第一次直面三星堆出土文物時的感受，許宏和馬勇頻頻提到的一個詞是“震撼”。“學者或是專家也是人，我們在看這些時和大家的感覺一樣，也覺得它令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
據馬勇回憶，早在十幾年前他就曾親臨川蜀，有感於三星堆遺址迥異於中原地區已發掘文物的面貌。自那時起他便開始思考，中國文明的起源並非如我們所想的那般單一。“我們已知的東西其實遠遠小於那些未知，今天的人們也未必比過去的人類更牛，從三星堆反映出的文明成就看，過了幾千年的我們也不過就是這副樣子。”
在“震撼”的另一側，考古人許宏則補充道：“太陽底下無新事”。即便學界暫時無法解釋其中原委，但三星堆文明總體仍未超出人類的認知範疇，而考古的長處恰在於儘可能提供一種宜粗不宜細的解釋。他將自己定位於三星堆的“圍觀者”，主攻中原考古的研究站位也讓他處於距離三星堆不遠不近的位置，“既不會離得太遠而看不真切，也不會靠得太近而生出‘只緣身在此山中’之感。”
不過，在許宏看來，上古史的考古的確無法給大眾提供一個定論式的標準答案。相比於解惑，他更願意將自己的研究稱之為“獻惑獻疑”，即不斷提出問題的過程。那麼，在由三星堆引出的諸多困惑中，其背後的最大謎團是什麼？它後來去了哪裡？以及更為重要的或許是，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文明演進中的“多元一體”？
三星堆之謎：有別於先秦禮樂文明的巫鬼文化從何而來？
近年來，隨著三星堆多個“祭祀坑”的接連現世，該遺址被稱為“20世紀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其中，多種造型奇特的青銅器成為關注的焦點。許宏談道，這些青銅器與我們熟知的先秦青銅禮器完全不同，充滿濃重的巫術色彩，明顯超出了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認知框架。而這種反差恰恰是對我們既有認知的警醒，許宏引用臺灣學者王明珂的論述：當我們對我們的考古發現表示訝異、驚詫、不理解甚至覺得不可思議時，首先要思考我們認知的前提是不是有問題。
在許宏看來，三星堆留給人們的啟示在於早期中國並非鐵板一塊，分佈有多個各自獨立的多元中心。籠統而言，三星堆所處的成都平原位於長江上游，屬於廣義的長江文明，從長江下游的良渚到長江中游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再到長江上游更晚的三星堆文化，這一帶基本上瀰漫的是巫鬼文化，而與以黃河中下游為主的中原文明相比確有差異。兩者的分野在於，中原地區注重人與人的關係，而長江一帶更注重人與神的關係，當地普遍“信巫鬼、重淫祀”，祭祀活動氾濫。
這種有別於先秦時期中原地區禮樂文明的文化正規化從何而來？圍繞這一話題，學界內部目前主要有兩種說法。其一是“傳播說”，即認為三星堆文明包含有外部地區的新的文化因素；其二則是“獨立發生說”，認為它是成都平原本土的土著文化的變異。
馬勇對“外來說”持懷疑態度，他認為，當現有的考古發現仍無法證明三星堆與外部因素之間的勾連時，我們應當承認這種文化就是在地發生的。人類文明的起源大體上是對所在地區自然條件的利用，因自然條件有別，於是衍生出農耕文明、遊牧文明又或者漁獵文明。“在文明起源這個問題上，如今考古學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整個人類程序中也不過才歷經百餘年發展，想要找到彼此間的勾連，現有的出土文物還是少了。”馬勇表示，文明之間的關聯性或許他日可能被證實，但在那之前，我們首先需要承認的其實是每一個文明發生的主體性。
三星堆出土的權杖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在古巴比倫或古埃及文化中，權杖較多用於象徵權力或者神巫體系。對此，許宏談道，這涉及許多複雜問題，但大體上與三星堆所處的特殊位置有關。考古學家童恩正曾提出自東北大興安嶺到雲南西北部的橫斷山脈一帶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英國藝術史學家、考古學家羅森也曾提出“中國弧”之說，三星堆恰好位於中國內地與邊疆、或者說小中國到大中國之間的過渡地帶，既有利於文化傳播，同時又處於一層保護膜中。權杖文化圈的影響未能擴散至古代中國範疇，而古代中國的主流鼎爵文化也沒能超出這個弧帶。
中原與‘中國弧’（灰色區域）。原圖來自傑西卡·羅森（發表於《古物學》）。
圍繞“獨立發生說”與“傳播說”，學界內部仍在持續爭論，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考古佐證。許宏補充稱，至少在青銅冶鑄技術上，學界普遍認為三星堆的青銅技藝並非源自當地，其淵源可追溯至中原，既可能是透過長江中游傳來，也可能是從漢中一帶接力而來，“因為其中存在一些中原因素的變形”。
另從三星堆出土文物來看，不少觀點認為三星堆的青銅冶鑄技術遠勝中原。許宏認為這一論斷仍待推敲。整體上，前者的冶鑄技術仍未超出中原的鑄造水平，兩者更多是鑄法細節上的差異。中原注重渾鑄，在綜合各部件形制的基礎上，考慮的是如何減少工序一次成型。而三星堆以分鑄為主，強調各部分的焊接拼裝。這種鑄造方式主要受川蜀地區銅料資源有限的影響，為了省料，當地所制銅器往往十分單薄，並儘可能組合拼接不至浪費。出土於河南省的後母戊鼎現重800餘公斤，這還是自然損耗減重後的結果，據估計建造初期約有1噸左右。而三星堆1號和2號坑發掘青銅器總重約1噸，僅略高於一件後母戊鼎的重量。
三星堆後續：金沙遺址是三星堆文明的繼承嗎？
圍繞三星堆文明，人們在好奇它從何而來的同時，也在猜測三星堆人隨後去了哪裡。而在諸多說法中，許宏表示他傾向於認為三星堆人的後續是以成都為中心的金沙人，甚至兩者可能原屬同一個族群，只不過出於某種原因，他們將統治中心從四川廣漢遷到了40多公里之外的成都金沙一帶，所以也可以稱為“三星堆-金沙文化”。
既然如此，那麼三星堆-金沙文化可以被視為蜀文化的前身或早期蜀文化嗎？近年來當地政府、學者積極將三星堆與早期蜀文化相關聯，許宏說，學界已意識到，處於春秋早期階段之前的金沙文明與此後以戰國為中心的巴蜀文化之間其實存在著知識體系與價值體系上的斷裂，正是由於這種斷裂，三星堆很難被視為蜀文化的組成部分。目前，我們還不知道三星堆-金沙人的具體去向，到了春秋後期和戰國時期，可能部分族人被趕走，留在當地的人則為後來的文化所同化，東周時期的巴蜀文化受到中原文化、楚文化以及戰國時秦文化的影響，已經發展出一種完全不同於三星堆-金沙文明的新的文化模式。
從三星堆-金沙的出土文物來看，除了大量青銅製品外，不乏有海貝、象牙等於商貿往來有關的物品。這似乎說明商貿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早有孕育，但卻未能在日後成為主流。馬勇談道，我們的歷史教學中一直將中國形容為一個“重農抑商”的國家，但這之中其實涉及到歷史判斷與事實本身的差別。包括三星堆在內的大量考古發現說明，商業傳統在中國是古老而強大的，所以我們才會看到秦漢之後出現了相反的趨勢——“抑商”。
自漢武帝開始一直到晚清洋務運動，“抑商”主要體現為將商業收歸朝廷，不過，抑制的並非商業本身，而是中國商人的能力。但中國人的商業意識或能力並未因此而退化，一旦有發展的空間，商人資本仍然很快就會積聚。“概念性的東西格外需要辯證去看。重農抑商下，我們總在講中國人商業意識不足，其實最重要的問題是朝廷要將商業收歸，商業本身的流動性遭到了專制王權的束縛。”
許宏認可馬勇對後期流動性被壓抑的論述，同時他補充稱，早期人類的交流同樣不能被低估。以三星堆出土文物海貝為例，不少人認為海貝盛行於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經由雲貴高原傳入川蜀，但據考古證實，中國境內最早的海貝出土於甘肅的馬家窯文化遺址，一般認為是從印度洋經歐亞大草原傳入的，這種隆背有齒的海貝分佈於印度洋和中國南海的熱帶海域，而絕不見於古代東海及其以北沿海。由此，許宏認為出土於三星堆的海貝很可能自北向南沿青藏高原東麓傳來。“早期人類的交流維度令人讚歎。”許宏感慨道。
三星堆的延伸：多元一體式考古界認知的最大公約數
在《三星堆之惑》中，許宏提到“中國古代文明三階段論”。第一個階段是“滿天星斗”，不同文明如星光散佈於各處，星漢燦爛；第二階段“月明星稀”，進入王國時代，中原地區出現了廣域王權國家，周邊的區域文明相繼退場或黯淡起來；第三階段則是“皓月凌空”，帝國時代迎來的是多元文化融為一體。
馬勇談道，他十分贊同許宏對文明第一階段“滿天星斗”的判斷。人類最初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基本的衣食住行，至於解決的方案則因地制宜，各地結合所依據的條件，所以有“自然條件決定文明”之說。以三星堆出土文物為例，有讀者提到中原出土的鼎大多面目猙獰可怖，相較之下，三星堆文物似乎更為溫和。馬勇認為這一差異恰與多元性有關。上古時期，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的中原地區是族群疊加最為密集之地，這使得這一地區的競爭尤為激烈，逐鹿中原便發生在此處，不少器物一般帶有防衛性；而三星堆-金沙地處天府之國，遠離外部侵擾，出土的文物面貌因而相對溫和，這些與當地的環境與需求有很大關係。
對此，許宏補充稱，如今考古圈在很多問題上都爭論不休，如果要找一個最大公約數，它應該就是對中國早期文明演進“多元一體”的認知。最初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因而孕育了“滿天星斗”，此後中原中心開始凸顯，早期中國進入了“月明星稀”的階段。從春秋儒學的興盛中不難看出，一種與超驗的宗教不同的思維繫統將目光聚焦人際關係、倫理道德，這恰恰顯示出東亞大陸由於人口繁衍、資源競爭而導致的人際關係的緊張感，這個過程中催生了從多元到初步一體直至大一統的模式。如此來看，大一統的出現從某種意義上講的確有其歷史合理性，但許宏提醒說，我們不應忘記它是從史前的“滿天星斗”演化而來的。
此外，許宏還談道，三星堆相當於“月明星稀”的階段，屬於有中心（中原）的多元（各區域）中富於特色的一元。三星堆並非孤立存在，以青銅冶鑄技術為例，如果說這項技藝在二里頭時代和二里崗時代還是中原獨霸的話，到了殷商時期已經開始“洩密”，由此從關中一帶一直到長江中上游，出現了許許多多的青銅文明中心，三星堆就是其中之一。這也是今人理解三星堆文明不可不知的歷史背景。
談及三星堆遺址的未來，許宏笑稱“再挖出幾個坑也是可能的”。但他也提到，考古不等於“挖寶”，公眾相對更願意看到有視覺衝擊力的物件，但對考古人而言，其中包含的歷史資訊更加重要。“我們對於各類遺存基本上是一視同仁的，那些沒出什麼東西的地方也很重要，未來的方向是勾畫出三星堆都邑的一個大的圖景。”
許宏補充提到一個有趣的發現。如今來看，不同於中原地區以二里頭、鄭州商城為中心的金字塔式聚落結構，三星堆遺址幾乎“一家獨大”，周圍分佈的村落大多扁平化，看不出中小型的差異，這是否意味著它的社會結構可能偏於簡單？這些都是考古人非常關注的地方。
另外，不少讀者好奇三星堆來自外星文明的可能性有多大。許宏坦言這是他最不願意回答的問題。儘管可能天外有天，但目前的考古發現總體還未超出人類的範疇。對於當時的三星堆而言，中原絕對算得上是遙遠的“域外”，而外來人口與當地人雜居，催生出如此令人矚目的文明，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們現在不好說可能的外來因素究竟是從哪兒來的，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僅憑遠距離遺存的相似性，就對文化的傳播下定論，是非常危險的。”馬勇則笑稱，這最終還是要回到胡適所言——“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
活動相關圖書
《三星堆之惑》
作者：許宏
出版社：漢唐陽光 | 鄭州大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