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東南亞國家的棉織品早在唐代就運銷中國，有學者提出在中國與印度之間存在棉路，其線路是：從四川和中國腹地至緬甸、阿薩姆、孟加拉和恆河鄉村……從唐以前開始直到宋元，印度、東南亞的棉布經陸路（緬甸——雲南——四川）、海上（印度一緬甸一馬來半島或蘇門答臘——越南一海南島或廣州）。
一、東南亞國家向中國進貢的“西洋布”
印度棉花棉布當時稱吉貝、劫貝或梵文pai-tei，音譯“白疊”、“白氍”。唐代詩人皮日休有詩云“磬韻醒閒心．茶香凝皓齒。巾之劫貝布，饌以桁檀餌”。表明印度棉布已融入當時士人階層的日常生活。
進入元代，汪大淵所著《島夷志略》“無枝撥”、“淡邈”、“古裡地悶”、“須文答剌”等條中，均出現西洋布這一名目。其“無枝拔”雲：“民煮海為鹽，釀椰漿蕨粉為酒，有酋長產花鬥錫鉛緑毛狗，貿易之貨用西洋布、青白處州甆器、瓦壇、鐵鼎之屬。”
有明一代，朝貢貿易興盛時期，東南亞國家向中國進貢的布料品種繁多，據《明會典》、《明史》、《瀛涯勝覽》以及《東西洋考》四種書統計，共計有五十多種，在各種進口貨物中也佔有很大的比例。
明代的地理概念有東西洋之分，以汶萊即加里曼丹沿岸劃分東西洋，來自該線以西的織物都可稱為西洋布，以《續文獻通考》所載，當時暹羅、滿剌加、錫蘭山、亞齊、忽魯謨斯、渤泥等東南亞各國均產“西洋布”。
按照明代朝貢貿易制度，這些國家“三年三貢，或五年一貢。一貢則其舶來往三度，皆以澳門為津市”，“其貿易舊例，有司擇其良者，如價給之，次則資民買賣”，明中後期廣州市場上的舶來織物有番紗、瑣袱、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布、烏棉布、圓壁花布、竹布、蕊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綿棋子花布、花邊紅邊縵、雜色縵、花縵、番花手巾帕、紅花絲手巾、兜羅棉被、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等。
二、清代進貢西洋布的東南亞國家
17世紀下半葉，西方國家東來後，向當時的清朝表貢織物以羽緞羽紗、哆囉絨、嗶嘰等奢侈呢絨為主，表貢棉布與大多數東南亞國家方物類似，如荷蘭在順治朝貢有西洋五色花布、西洋白細布、西洋小白布、西洋大白布、西洋五色花布褥，與此同時，東南亞國家的表貢織物中出現有西洋閃金花緞、西洋金花緞、西洋金緞、西洋毯、五色洋花緞、洋布手帕、洋紗、洋氈等西方意味濃厚的西洋織物。
與明代相比，清代東南亞朝貢國數量較少，至乾隆五十五年，僅有朝鮮、暹羅、琉球、安南、蘇祿、南掌、緬甸這七個國家，在清代，繼續向清廷進貢西洋布的東南亞國家僅有暹羅和蘇祿。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蘇祿國遣使來華，特貢有西洋布兩匹、花西洋布兩匹、竹絲布兩匹等貢物，並帶來求援表文，言受呂宋國發番丁侵擾，強索多物，希望清政府恩賜銅鐵、硝黃等原則上的違禁物品，並槍炮匠役，以防禦呂宋。
蘇祿當時相繼陷入反西班牙殖民者和反英國侵佔的鬥爭，而早在乾隆十八年，蘇祿就遣使帶來《蘇祿國王乞隸版圖表》，希望將本國疆土、人民、戶口編入清政府圖籍以求庇護，清廷表示“已允部議，毋庸賚送圖籍”。對於蘇祿國的求援貢文，清政府當時迴應認為“殊覺謬妄”，貢使次年回國除了採購回一批免稅的瓷器和棉布，一無所獲，蘇祿國此後不再出現在清朝的朝貢國之列，——即便它在1876年才徹底為西班牙佔領。
三、暹羅和中國之間的貿易
暹羅產大米、蘇木、沉香，向為中國朝貢國。由於鄰近中國市場，且有阿瑜陀耶、北大年等優良港口，葡人東來後即於1512年與暹羅建立貿易聯絡，17世紀初，荷蘭建立巴達維亞中心後，率先在北大年和阿瑜陀耶建立商館，英國緊隨其後也在兩地建立貿易站，17世紀下半葉，暹羅成為歐洲、日本、中國商品的重要集散地，貿易興盛。明朝，暹羅朝貢達110多次，清代止於咸豐二年（1852年），也有40餘次。
暹羅朝貢清政府自1652年起，貢使攜帶大量貢品，既有西洋閃金緞、西洋毯、西洋紅布、哆羅呢等舶來織物，也有土產沉香、降香、蘇木，還有胡椒、豆蔻、兒茶等來自東南亞其它國家的產品，在民間貿易方面大米、蘇木尤其受到歡迎，康雍年間，由於沿海地區米糧不足，特旨鼓勵暹羅載來大米，為數不少的棉花作為紡織原料也運到中國。有學者認為，暹羅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就商品而言其實和東南亞其它國家沒有大差異，可視為中國南洋貿易的一個縮影。
西洋布於暹羅而言主要作為貢品進貢給清皇帝，在與中國貿易的影響中微乎其微。有明一代，暹羅借朝貢行貿易之名獲利甚豐，清代一方面屢敕減免貢物，其中就包括雍正年間特諭免貢西洋布，令減暹羅的安息香、沉速香，因其“無必須用之處”，且“以示恩恤遠藩之意”，另一方面清前期的朝貢貿易制度與明代雖然秉承一致的懷柔遠人觀念，但作了一些調整，減少了厚往薄來的色彩，附進番貨不再由官府給價購買，朝貢貿易的利潤大為減少。
四、西洋布於乾隆朝後逐漸消失於貢品名單
歐洲呢絨羽緞羽紗、哆囉呢、嗶嘰、猩猩氈傳入後在中國乃至東亞海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流行，被認為是貴重物品的象徵，得到不同階層的追捧。張學禮著《使琉球記》，內有康熙三年甲辰（1664）序，言琉球官服哆囉呢：“官穿紅哆羅呢，從員穿青綠；高底木屐，前高後低”。
明末清初縱橫東南海域的鄭成功禮遇抗清名將張名振，贈以“哆囉呢五十匹”：“成功待名振以上賓，行交拜禮，指腹聯姻，贈以萬金、哆囉呢五十匹、日本刀一口、綢緞盃壺無算”。
康熙六十年（1722），臺灣朱一貴叛亂，前往平叛的清軍將領藍廷珍釋出檄文肅清餘孽，稱“有能擒獲王忠，當以哆羅呢、嗶嘰、銀兩、煙、布、食鹽等物，大加犒賞。”以哆羅呢、嗶嘰在銀兩之上，可見其為在當時臺灣人民及士兵中的珍重。
在印度，歐洲呢絨同樣被視為奢侈品，軍隊是外國奢侈品，尤其是歐洲呢絨的主要顧客。印度氣候炎熱，進口呢絨並非用來衣著，而是供王公大人為馬、象、駱駝等坐騎配備繡帔和鞍墊，製作轎帷、防潮槍套以及步兵的禮服，當時（1724年）進口的呢絨每件價值高達5萬埃居。
清代皇室尤其鍾愛歐洲呢絨織品，《東華錄》載，康熙三十九年，皇太后六秩聖壽，康熙帝恭進有哆囉呢賀壽。如今在故宮至今保留清代留下的多件哆囉呢織物，其中以掛毯、壁毯、炕毯等毯類居多。
哆羅呢毯具有保暖防潮特點，成為清宮宮廷廷野外活動中首選之物，每遇朝廷進行木蘭荻、戰爭等，帝后及眾多官員住宿蒙古包，臨時設定的寢床上多覆蓋哆囉呢炕單。《圓明園檔案》載，乾隆中期，路易十五將名為《中國色彩》的哆囉呢壁毯，作為禮物送給乾隆帝。乾隆帝為張掛這套西洋壁毯，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對圓明園遠瀛觀內部進行改建，出於對哆羅呢絨的喜愛，乾隆下令官營製造機構研製其織造技藝。
不過這也說明，乾隆對西餐是比較熟悉的，洋布、器皿、刀叉一應備全。值得指出的是，清宮舶來織物不一定是織物本身，也有可能是借鑑了西洋圖案所轉化成的織物。江南三大織造在雍正元年起就按照皇帝要求和喜好仿製西洋織錦，其檔案名為西番花鳥錦樣，雍正元年（1723）四月二十一日，內務府總管“怡親王交八色西洋金花箋紙八十張，王諭：將紙上花樣照樣每樣畫出一張，交織造處織錦送來。遵此。”
參考文獻：
嚴鍇：《十八世紀法國對華貿易初探》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
（清）李調元輯：《南越筆記》
蔣祖緣、李慶新主編：《廣東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