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季東

《龍與洋鬼子》一書是民國初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中國的親歷記。安特生親身經歷了從辛亥革命到完成北伐的鉅變，也與胡適、傅斯年、丁文江、袁世凱等重要人物有直接的交往，對於袁世凱的統治，張勳復辟，段祺瑞、張作霖等軍閥的爭鬥，以及當時中國社會的狀況，都有細密的觀察和切身的體會與思考。除此之外，作為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仰韶文化遺址的發現者，安特生在書中留下的考察經歷，也具有重要價值。這本親歷記像一幅風俗畫，用生動的文字和珍貴的影象，透過西方學者的獨特視角，講述了百年前活生生的中國故事。

《龍與洋鬼子：一位瑞典地質學家眼中的永珍中國》

[瑞典]安特生 著

李雪濤 等 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仰韶文化之父”

安特生，瑞典考古學家、古生物學家、地質學家，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他曾任瑞典國家地質調查所所長，1910年第11屆世界地質學大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安特生被任命為大會秘書長。

由於瑞典沒有參加近代以來侵略中國、瓜分中國的各種帝國主義活動，1900年八國聯軍中也沒有瑞典的軍隊，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中方保持著與瑞典王國的友好關係。因此，北洋政府於1914年邀請瑞典人安特生來華擔任農商部礦政顧問。

安特生組織了中國第一次現代意義上的地質調查，並培養了中國第一批地質學者。由於成功勘探到了北京北邊丘陵地帶的鐵礦，1915年春天，在農商部總長周自齊的安排下，安特生有機會見到了時任大總統袁世凱。

1918年在河南考察時的安特生

安特生在考古領域的奇遇更多。他於1918年首次到訪周口店，後來在龍骨山發現了該地區不該存在的石英。他意識到這可能表明有史前人類存在，因此他安排助手進行發掘工作。最終，在1926年，瑞典國王訪問北京之際，安特生宣佈發現了兩顆人類牙齒，這些後來被確定為北京猿人的最早發現。在與袁富力等中國考古人員的合作下，安特生隨後又在河南省黃河沿岸發現了史前新石器時代遺址。1921年，這些遺蹟被命名為仰韶文化，他也被稱為“仰韶文化之父”。

1924年初，安特生在甘肅蘭州的集市上收購彩陶，機緣巧合，他發現了一名煙販的貨攤上，擺著一隻精美但是破舊的彩陶罐。經詢問得知，彩陶罐來源於洮河河谷。他與隨從馬不停蹄地趕往了洮河流域，同時與當時的甘肅政府取得聯絡，獲得考古許可證書。在那裡，他成功發現了馬家窯文化。

安特生對中國考古學的貢獻是空前的。他將近代考古的知識、科學原則、理念和方法系統地介紹到了中國，並且運用這些方法在與他的眾多中國助手的合作中，取得了不凡成就。在此之前，中國只有金石學，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安特生將田野調查的方法介紹給他的中國助手們，他為中國的考古學帶來了一套近現代的發掘方法，同時他在實地考古的測量、繪圖、輯錄到標本採集方面，也都做出了典範。

由於安特生首先是地質學家，因此他在史前考古發掘中，特別重視地貌學、地層學的方法，分層學的科學原則，也為後來中國史前考古發掘打下了基礎。他在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發現方面，做了具有預見性的工作，特別是動物學、植物學、解剖學等多學科的運用，真正拉開了周口店遺址挖掘的序幕。而仰韶文化的發現，結束了中國沒有石器時代的歷史。因為之前國際學術界公認，中國沒有發現明確的石器時代的遺蹟。

“洋鬼子”的幽默

安特生一生寫了多本專著，其中《中華遠古之文化》《中國史前史研究》比較著名，《龍與洋鬼子》並不為中國讀者所熟知。這本書的瑞典語版出版於1926年，一年後出版了德文版，兩年後的1928年出版了英文版。原書出版45年後的1971年，又出版了日文版。

安特生《龍與洋鬼子》1926年瑞典文版

“洋鬼子”這個詞彙似乎不那麼友好。好友丁文江曾向安特生解釋：“‘洋鬼子’不應理解為辱罵，而是動物學裡的定義。人類有黑眼睛和黑頭髮；魔鬼有紅頭髮和綠眼睛。因此，外國人屬於後者。這簡單明瞭、無可爭議，就像卡爾·馮·林奈依據植物的生殖器官將植物加以分類一樣。”

儘管從中國人的世界觀出發，洋人被“科學地”歸在了具有紅頭髮和綠眼睛的魔鬼類，但安特生依然認為：“在擁擠的大街上，當孩子們或者憤怒的暴民圍追堵截一位外國人，怒斥其為‘洋鬼子’時，這就是罵人的話了。”

所以，安特生將這本書命名為“龍與洋鬼子”，是希望運用反諷的手段產生幽默的效果。在西方的文化中，“龍”所代表的是一種邪惡的力量，而中國的“龍”是中華文化的精神象徵；“洋鬼子”既是安特生，也指一般的西方人。因此，書名的含義就是“中國與西方”。

在安特生有關中國的著作中，很少有那些所謂異國情調的獵奇式描述，或將中國人歸為人種學意義上幾種型別化的樣式。儘管他在中國以“洋人”自稱，但他一直保持著對中國人的一種友善。他在《龍與洋鬼子》中寫道：“一般來說，中國男人瘦而結實，女人的肩膀強壯而寬大，孩子們長得胖乎乎的，他們的眼睛清澈、明亮。”

《龍與洋鬼子》除了學術考察外，記載了很多路上他遇到的有趣見聞。比如在北京發生的沙塵暴，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當代的現象，其實不然。在某年二月的一天，安特生乘車從北京到天津，便遭遇了一場不尋常的“沙塵暴”。他寫道：“其中有來自戈壁沙漠的美麗而乾淨的黃白色沙塵，這些沙塵落在城市上空，人們可以用小院裡的桶把它蒐集起來，這些堆成小山的灰塵又被風颳到了田野中去。”

由於當時的植被狀況不好，在北京附近，安特生所到之處，幾乎沒有樹木。“這個國家現在幾乎完全沒有樹木，但某些受保護的森林，例如北京東北偏東的東陵，似乎表明早期有一片相連的森林，已經被當地人砍伐，其中大部分可能發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更糟糕的是，山裡的人用可憐的樹枝生火，而自從原始森林被砍伐以來，山裡就沒有樹木了，每一棵樹的枝條都被小小的砍柴人無情地砍掉。”由此可知，北京城市四周的植樹造林，植被覆蓋率的提高，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情。

作為一個外來者，安特生常常會有些別樣的觀察。比如關於沙眼，他這樣記錄：“在中國，沙眼或許是最嚴重的眼科疾病。它的傳播方式非常奇特。在一切公共場所，不管是旅館、劇院還是列車上，服務人員通常會為客人分發熱氣騰騰的毛巾供其潔面，毛巾上還常會有淡香。用這些毛巾擦臉雖然清爽舒適，但極不健康。因為毛巾經不同顧客反覆使用，雖會被投進一個大壺裡消毒，但壺中的水多半是溫水而不是開水，達不到消毒的效果。透過這些毛巾，沙眼寄生蟲便輸送到了健康的眼睛裡。根據中國人對衛生和清潔的觀念，飯後或晚間在劇院觀影時，用毛巾擦臉潔面這種方法並無不妥。在劇院裡，把用過的毛巾捲起來，直接扔給大廳對面的熱水壺旁的人，對服務員來說是種廣受青睞的小聰明手段。”今天讀來，這樣的描述也是頗具年代感了。

挑戰時間的力量

由於安特生的考古發掘與中國文化有著密切的關聯，加之他當時所接觸的都是中國學界最優秀的學者，因此他對中國文化的整體認識是深刻的。

他懂得從農耕文明角度評價中國人。“對莊稼生長執著地關注，使得中國農民幾乎一天到晚都得不到空閒，這無疑培養了中國人特有的防禦性以及對和平本能的熱愛。長城，從山海關的海邊一直延伸到甘肅的沙漠深處，在精神上與中國人驚人的消極抵抗力相對應，這種品質已經成為中國外交最強大的力量。”此外，他認為“對學習和藝術的熱愛以及崇尚”，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另一個特點。

那麼，中國文化的特質是什麼呢？安特生認為“那就是敢於挑戰時間的力量”。“人們怕時間，時間卻怕金字塔”是埃及人的一句古老諺語。其含義是：擁有肉身的人們，害怕時間，是因為時間會帶來死亡；時間害怕金字塔，是因為不論過去多少年，金字塔仍然矗立著。

在金字塔面前，時間似乎失去了它的力量；而中國文化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安特生稱：“所有早期文化的其他代表人物——克里特宮殿的統治者、埃及金字塔的建造者、楔形文字的先民——都早已逝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人在偉大的孤獨之中堅持了下來，作為他們祖先在青銅時代創造的作品、哲學和藝術的直接繼承人。”

進而，他指出：“許多在東方的外國人說，中國人缺乏進取精神，這種精神使我們成為爆炸式的引擎，並以更加瘋狂的速度加快了我們的文化在這裡的發展。但是很少有外國人認為，中國人在精神上蘊藏著一種不同於西方人的寶藏：他們會種植牡丹、養金魚，或者在樹蔭下打坐，而西方人在努力追求裝飾，或者為了發現一個微小的‘科學真理’而奮鬥不已。”

安特生相信中國的未來是不可估量的，他指出：“也許有一天，開啟世界新徵程的重任又落在了東方人身上。今天，我們應該從中國身上學習的東西就是，歷經千年，中國仍保持著民族文化的活力。在青銅器時代，古代埃及、克里特島和美索不達米亞等地區的文明就因遭到野蠻人的破壞而中斷，但是，中國人，從開天闢地之日起，連續四千餘年，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繁榮。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安特生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和期待，並且他認為，中國的未來一定不僅僅是中國文化的自然發展，而是東西文明的融合。今天讀來，作為中國人，更應該有這樣一種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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