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坐——中國古代法律中的陋習之一，其意思為一人犯罪，與之有關聯的人皆要受到刑罰的制度。連坐其實從夏朝起就初現端倪，直到秦朝時期，秦始皇將連坐制度明確規定下來，成為一條法令制度。不過秦時期的連坐有兩種體現，一種是連坐制，一種是夷三族。前者是戶籍制度；後者是一種刑罰。

連坐制的具體內容是，透過兩種農民編制：伍和什，將全國所有的農民編輯在冊，農民不得隨意走動，不能夠遷離原來的居所。如果有離開故鄉而鄰里未上報的話，一整個什（十家人）都要受到牽連。這種方法可以保證農民安居穩定，這樣賦稅就能得到保障。

而後者則是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刑罰制度，犯了特殊重罪的人其親屬也要受同等的刑罰，著名的秦丞相李斯就被處以夷三族之刑。其中，所犯罪行通常是通敵叛國等異常嚴重的政治犯罪。由於這類犯罪其後果非常嚴重，一旦處理不得當，很可能會反覆發生。為了杜絕這類犯罪，設定了夷三族，一人犯罪，其父母、兄弟和妻子都需要受罰。

這兩種制度的遠離其實都是一樣的，透過家族、鄰里聯絡來控制民眾，使民眾遵守制度或法律。在之後除了宋朝以外，別的朝代也基本奉行連坐制這樣的戶籍管理原理，以嚴苛的手段來限制民眾的出行；而宋朝開放了人們的出行，因此經濟才能達到如此繁榮的地步，商業水平也在宋代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和提升。

而夷三族，在之後的發展讓人眼熟，即所謂的“誅九族”。誅九族在歷史中的記載是非常少的，通常出現在野史或文學作品裡。其原因是太過殘忍，不人道。為了給後世留下一個好的印象，記錄官員通常會一筆帶過，不會著重地描述。在個人日誌或者野史中，唯一有跡可循地僅兩例，這兩例全都是出自於明朝時期永樂年間，也就是朱棣在位時。畢竟朱棣的皇位來的名不正言不順，想鎮壓反叛之人，自然會使用強硬手段。

方孝孺是出了名的大儒，朱元璋臨終前將年幼的太子朱允炆託付給方孝孺。當朱允炆即位後，即將方孝孺列為翰林學士，輔佐自己處理政務。然而，燕王朱棣早就野心畢現，在朱允炆意圖削藩之時，朱棣於建文元年（1492年）兵臨應天，逼朱允炆退位。

朱棣即位後，曾有人勸說他不要過分為難方孝孺等人，因為方孝孺素來頗負名譽，如果他濫殺方孝孺，容易招致禍心。朱棣虛心聽從了建議，但是他仍舊不放心，因為方孝孺的背後是錯綜複雜的師生關係和儒生們，而由於太祖在位時重用儒生和寒門弟子，使其形成了不曉得勢力，如果這段關係不處理恰當，很有可能會遭到儒生們言論上的抨擊。

於是他決定嘗試招撫方孝孺。建文四年（1402年），他將方孝孺請到了朝堂上，方孝孺一進朝堂就為建文帝哭喪，厲聲指責朱棣敗壞祖制，朱棣溫和地安慰了他一番後，請求方孝孺為他草擬即位詔書。其實這一招確實明智，一來可以看出方孝孺有無反心，二來如果真的勸說成功，方孝孺為朱棣寫詔書，那麼就公開表明方孝孺已經承認朱棣這個皇帝，受他影響的儒生們也可以歸順。

然而，朱棣低估了方孝孺的固執程度。方孝孺不僅不答應他，而且還將朱棣遞給他的筆扔在地上，表示寧願死都不會寫詔書。這直接激怒了朱棣，本來朱棣也並不一定就是要為難他的，然而他當著文武百官的面給朱棣下馬威，朱棣身為一國之君，又怎能忍受這種屈辱，他怒而命令官員給予方孝孺車裂刑（一種酷刑，五馬分屍之意），並施予誅九族之刑罰。《明史·方孝孺傳》中寫道：“……而孝孺絕無後，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復。……以軍籍獲免。”

方孝孺之後，還有一人也被誅九族，其實不僅九族，甚至連同鄉村民都未放過。《明史·景清傳》中寫道：“藉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裡為墟。”景清是建文帝時期的御史大夫，效忠於建文帝朱允炆。他在朱棣謀權篡位並殺害方孝孺後，意圖刺殺朱棣，在朝堂上刺殺失敗，被處以磔刑（一種酷刑），並誅九族與全村所有村民。由於涉案人員實在太多，根根錯連，猶如瓜的藤曼，因此被稱為瓜蔓抄。

雖然永樂帝朱棣在位期間，政治清明，經濟繁榮，達到了“永樂盛世”的高度，但他誅九族一事依然免不了被人稱作暴君。當改朝換代、反叛上位時，那些上位者無不是踏著無數人的鮮血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