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歷史上煊赫一時的年羹堯“年大將軍”，他雖然在雍正朝紅極一時，但也沒少挨主子的罵。早在雍正繼位前，作為旗下門人的年羹堯因為在請安信中不稱“奴才”而自稱官職，惹得四阿哥勃然大怒，結果去信狠狠斥責了一番。

奇怪的是，在雍正即位後，他卻不再要求臣屬自稱“奴才”。不僅如此，在事務極為繁忙的情況下，雍正批閱奏摺時，還不厭其煩的將官員自稱的“奴才”屢屢改為“臣”字。

譬如，湖廣總督、漢軍旗人楊宗仁在奏摺上自稱“奴才”，雍正劃掉“奴才”二字後改為“臣”字，並在旁硃批：“稱‘臣’得體”；

河道總督、滿洲正白旗人齊蘇勒在奏摺上稱“奴才”，雍正也有同樣批示：“向後寫‘臣’字得體”；

江南提督高其位上請安折時，其中寫有“奴才高其位謹恭請聖安”，雍正將“奴才”二字勾掉改寫為“臣”，並一旁硃批：“向後寫臣字得體。”

雍正三年（1725年），南陽總兵、漢軍旗人董玉祥在奏摺中自稱“奴才”，雍正硃批今後稱“臣”。接旨後，董玉祥還不嫌囉嗦一再表白：此“實聖主優待臣子至意，但臣世代叨蒙豢養洪恩，得侍奴才之列，榮已過分。復蒙聖諭稱臣，更深乾惕”。

可見，老董很在意自己的“奴才”出身，他在感謝皇帝抬舉的同時，也不忘強調自己的旗人身份！

從董玉祥的例子也可以看出，在一些旗人眼中，“奴才”一詞非但不覺得下賤丟人，反而是一種“世代從龍”的身份象徵。換言之，能自稱“奴才”的，首先得是旗人（除籍的旗人沒資格稱奴才），這和一般的民人不同而有一種“自家人、內部人”的感覺。

雍正繼位後，其不厭其煩地在硃批中將“奴才”改為‘臣’，或許有一種樹立政治新風、建立新型君臣關係的意圖。

為此，雍正在下令編纂《欽定八旗通志》時明確規定：“凡奏章內稱臣、稱奴才，俱是臣下之詞，不宜兩樣書寫，嗣後著一概書寫‘臣’字。特諭。”

在漢人眼裡，稱“臣”顯然比稱“奴才”更加體面，但旗人官員們似乎並不習慣也並不喜歡這個“臣”字。在他們看來，在皇上面前稱“奴才”或許比稱“臣”更能體現自己的特殊身份，並以此拉近同皇帝的親密關係。

由於雍正朝只持續了13年，由“奴才”到“臣”的稱謂習慣也未能就此扭轉。乾隆朝後，滿漢官員的稱謂同樣造成了不小的問題。

出於維護“滿洲舊俗”的考慮，乾隆繼位後對要求官員稱謂劃一的政策未做嚴格要求（更沒空去改字），而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60年）對官員自稱作出明確規範，其中大意是：

“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著傳諭，嗣後頒行公事摺奏稱臣；請安、謝恩、尋常摺奏仍稱奴才，以存滿洲舊體。”

這就是說，旗人大臣今後奏報公事時與漢人一樣稱“臣”，只要在私事如請安、謝恩之類才稱“奴才”。

乾隆的這個安排，實際是在國家體制上做了一個平衡，在滿洲舊俗上開了一個口子。一言蔽之，對公則君臣關係，此舉無論滿漢，以求劃一；對私則主僕關係，意在彰顯八旗體制，不同於一般民人。

從這個意義上說，乾隆容忍甚至鼓勵稱謂“不劃一”的箇中原因是，清廷雖然一向號稱“滿漢一體”，但畢竟“旗人一家”才是國家根本，不得不有所保留。

然而，規定歸規定，一些旗人官員在理解與執行中仍屢屢出現偏差，其中又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公事奏摺仍稱奴才，如安徽巡撫庸、雲貴總督明瑞、福建巡撫溫福、陝西巡撫文綬、江西巡撫海明等都曾發生；

二是請安、謝恩折中不稱奴才而稱臣，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調補湖南按察使法明在謝恩折內稱臣，結果被傳旨申飭，繼而革職；

三是滿漢官員聯名上奏時，稱謂不一，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三月兩廣總督蘇昌與廣東巡撫明山一起聯奏時，蘇昌稱臣而明山稱奴才，乾隆認為“一折之中參差互異，於體制未符”，令“嗣後除本身謝恩等私事外，於一應公務折內均宜書臣，以昭畫一”。

沒辦法，究竟的稱“臣”還是稱“奴才”，乾隆還得再想想辦法，明白開示一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