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伴隨著屯田制取代戍役制，標誌著東南邊防體系的最終形成。但是並不是以此為節點遼麗間開始爭奪對朝鮮半島北部的控制權，實際上兩者是同時進行的。
當以保州為核心的遼東南邊防體系形成後，它反而是遼麗雙方在該地區的勢力均衡的直接表現。它的建立，標誌著遼國對東南邊疆的經營進入新的階段。其後，遼國主要圍繞著統和初年，所賜女直鴨淥江東數百里地與高麗進行爭奪。
遼朝與高麗間關係的急轉始於聖宗朝，兩國間長期鬥爭的焦點就是對土地的爭奪，即對統和十一年正月，遼聖宗下詔賜予高麗的女真鴨淥江東數百里地的爭奪。
從地理位置來看，該地區位於朝鮮半島西北，遼朝東南部。對於數百里地的爭奪並非開始於遼與高麗，實際早在唐初就已經開始有多方勢力滲透期間。而此地原屬於高句麗，之後唐與新羅聯合相繼滅百濟和高句麗。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與新羅以浿江為界，其北由唐管轄，南為新羅境。因此，浿江以北地區終唐一直是具有實際與名義上的管轄權。只不過隨著唐朝國力的衰弱，致對遼東至浿江以北地區鞭長莫及，控制力逐漸下降。
到遼朝建立，至聖宗即位前，遼朝並未對上述地區有明顯的管轄活動跡象。聖宗初年，賜地給高麗成為了日後邊疆矛盾的源頭。那麼，聖宗為什麼要賜予高麗此地，難道是自認放棄了對領土的要求？實際不然，聖宗作為一代有名君主和政治家，又怎能不衡量其中利弊。其中必是認為以此地所換獲利大焉方行之。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從遼初開始，遼朝的注意力是中原，位於其東方的高麗並不是經營的重點。如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在滅亡渤海國後，並沒有繼續東征朝鮮半島，而是班師回朝。繼立的遼太宗耶律德光一直南下逐鹿中原，之後的諸帝也是把對外重心放在中原及與北宋的關係上，對於高麗則採取懷柔政策。
其次，高麗實際上已經控制了鴨綠江以東地區。到遼聖宗初年，高麗利用遼朝重視中原之機，乘機把勢力擴張到鴨綠江至清川江以北，徐熙對蕭恆德所言：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真盜據其間，也證明了這一點。也就是說，儘管遼朝擁有這一地區的合法控制權，但並沒有進行實際的控制。
再次，遼朝與北宋和戰未定，為了防止陷於兩面作戰的窘境，需要解決東部邊境問題。因此，聖宗出兵高麗的初衷絕非是大動干戈，以滅其國而據有其地為目的，反而是以使高麗臣服，破壞北宋的聯麗制遼策略為主，以便為遼朝南下與北宋相爭做好準備。
聖宗賜高麗數百里地，並非是其被戰爭勝利後高麗奉表稱臣而衝昏頭腦，一時興起，而是根據遼朝的內外形勢所採取的靈活措施。這可以說是一種對錶示臣服者的帶有獎勵性質的贈予，也是服從於自遼初以來，一以貫之的以南下為重的國策。
但是當所賜之地並未換得高麗的實際臣服，反而高麗明與遼修和，暗與北宋交好。鑑於此，遼朝又以宗主國的身份多次索還數百里地，也就成為了合理之舉。
當高麗初得數百里的土地後，就以在前期諸王的努力基礎上，建築了以江東六州為代表的諸城，即興化、龜州、鐵州、通州、龍州、郭州。遼朝針對高麗口心不一致之舉，先是在江北原來遠城的基礎上建保州。
隨後於開泰三年取高麗江東舊城，在其基礎上遷保州而建，另再築宣、定及位於後方的開州，至此遼代的東南邊防初具規模。遷城後的保州所在地理位置，正是在統和十一年所賜的數百里地範圍內。
這是一個強烈的頗具軍事意味的政治訊號。它表明了遼朝立場、態度和策略的轉變，相應地也改變了高麗在東北亞勢力強勁的局面，也標誌著江東之地成為了兩國爭奪、對峙的前沿，更是焦點。
對遼朝來說，曾經所賜之地勢必要奪回，保州一線成為了前線重地，伴隨東南邊防體系的完善又日益成為東南邊防核心，它的戰略地位不可謂不高。對高麗而言，保州為代表諸城的設立，就是遼朝南下進討的標誌，一日不除，西北一日不可安心。保州就成為了爭奪江東的關鍵，順理成章成為日後遼麗兩國爭奪的核心。
在遼麗兩國對邊疆地區的建設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峙的局勢。遼朝雖然以爭奪江東六州之地為目標，但遼朝並未有足夠能力，對江東六州採取有效的管轄，因而，愈到後期“江東六州”舊地日益不可收復。
不過卻也形成背靠遼朝內地，並依鴨綠江穩步推進在江東所得領土，在不斷地鞏固過程中擴大利益和優勢，高麗在面對遼朝積極建設其東南邊防的過程中，其欲獨霸江東、不斷北擴的政策受到了極大的遏制，終遼一世，在其境西北部只能陷入與遼朝的對峙中。
在這樣的情況下，高麗也意識到對於江東全佔的慾望只能依靠外力，因而當天慶六年女真反遼後的第二年，高麗便迫不急待遣使以求保州，甚至包括來遠城之鴨綠江北地。
總的來看，遼麗兩國雙方均力足於江東土地上，最後形成了對江東之地爭奪的僵局。一直持續到1117年，保州統軍使耶律寧及來遠城刺史，常孝孫牒書高麗後棄二城以歸高麗，才標誌著遼麗對保州爭奪的結束。
但是保州及來遠城歸屬問題，一直延續到金朝1131年，才將保州劃歸高麗，最終是以來遠城歸金正式宣告對江東爭奪的結束。實際上，金初與高麗對保州、來遠城地域歸屬的爭奪，是對遼麗間江東之地爭奪的繼續。
參考內容來源：《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