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性死亡”這個說法是最近這幾年才有的，但這個做法卻是古來有之。

通俗地說，“社會性死亡”就是讓一個人身敗名裂，在社會和公眾面前無法立足。

以前要讓一個人“社會性死亡”，就是不斷地在人背後說壞話，進入網路時代以來，這就變得簡單多了，只需要發一個朋友圈或是發一個帖子就行了。

前段時間，國內某高校的一名學姐就對一名大一新生下了“社會性死亡”的號令。

事情是這樣的：這名大一男生在食堂路過一個學姐身邊的時候，揹包在自己的無意識當中碰觸到了學姐的臀部。學姐立刻揪住他索要個人資訊，儘管學弟立刻解釋，並讓學姐去查監控，不過為了讓學姐放心，他還是把個人資訊給了學姐。沒想到，監控還沒調出來，學姐就已經開始在各個社交平臺公佈了該學弟的個人資訊，並在網上要求其實名公開書面道歉，而且還將此事通知了對方家長和院系。一時間，該男生徹底陷進了輿論的漩渦裡。

第二天，監控調出來了，該學姐發現確實是學弟的揹包無意中碰到他的臀部。事情反轉後，這名學姐悄悄刪掉了相關的資訊，稱只是誤會，並透過導師向學弟傳話說：

“我在擴散的地方已經發過解釋，抱歉，希望沒有對你的聲譽造成過大影響，另外這事並不是我無中生有，希望你也能理解我的反應，並且以後能注意這些可能冒犯人的地方，我們相互道歉即可，此事了結！”

很多人都說這個學姐“寬以待己，嚴以律人”，是典型的“雙標”，但我覺得這個學姐並不是“雙標”這麼簡單，更準確地說法應該是“藉此釋放內心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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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惡”是兩個藏在內心底的東西，很多時候，我們的“善惡”需要在外界的刺激下才能表現出來。

比如一個作奸犯科的混混在面對一個乞討的老人時，也有可能會掏出幾元錢遞過去；

而一個道貌岸然的君子在面對落在草叢裡的財物，也有可能會起貪心想要佔為己有。

當然，大多數時候，因為良知和理性的問題，人們更願意釋放“善”，而不願意釋放“惡”，但控制不住要釋放“惡”的人總還是有的。

幾年前，我們當地的人都在一些微信群裡轉發一段“原配街頭暴打小三”的影片：

原配在我們本地的一條馬路邊揪著一個女孩又打又罵，一邊扇耳光一邊惡狠狠地說：“你這個不要臉的，你這麼不要臉還活著幹什麼，活著讓我打嗎？你怎麼不去死？我要讓你永遠見不得人，永遠嫁不出去，讓你遭唾棄……”

影片後面還配著一句紅色的大字：“大家轉起來，讓這個不要臉的人永遠沒臉做人！”

沒想到還真有很多人以“正能量”的名義到處轉發，好像“轉死她”就是世上最有正義感的“替天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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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認出軌的男人和小三都不是什麼好鳥，我也能理解一個女人在面對小三時的憤恨，但不是“有錯之人”受到的所有懲罰都能算作“罪有應得”，即使“罪有應得”也應該由法院來判決，而不包括動用私刑。

如果說男人和小三隻是道德上的敗壞，而原配的“轉死她”則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惡。

我以前有個北京的作家網友，我們很談得來，雖然從未見過面，但也算是深交多年。

後來有一次，他義憤填膺地告訴我有人抄襲他的文章發表在某雜誌上，他就洋洋灑灑地寫了一大段話，說是某某某抄襲了他的文章，還公佈了人家的住址和工作單位等隱私，然後還在結尾寫著“大家轉起來，讓文抄公身敗名裂！”

然後就天天往各個和寫作有關的報社群或雜誌群裡傳送，每天傳送好幾回，似乎是不弄得對方身敗名裂誓不罷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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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以後，我就再沒有和他說過話，我倒不是覺得抄襲文章的人有多無辜，我只是覺得他因為這件事情而被激發出來的惡實在讓我沒法接受。

儘管我也是作者，儘管我也痛恨抄襲文章的人，但這種以正義之名的網路暴力，實在是比抄襲文章的行為更可怕百倍。

我選擇遠離他，是我擔心萬一某天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他，他也會這樣寫文章在網上要對我做出“社會性死亡”的宣判。

我舉的這兩個例子，還都算是有證有據真實發生的，而那個高校學姐卻是在事情還沒有弄清楚之前就急於採取措施要讓對方“社會性死亡”了。

幸好有監控能查，如果在無監控區或是監控剛好壞了，這個學弟怕是真的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這個剛剛進入中國最高等院校、未來有著無限可能的小青年，從此就會背上一個“色狼”的稱號，在網際網路的發酵下，甚至就連未來的路也有可能會被堵死。

最壞的結局，是他真的需要用死來自證清白才行，但死就能證明他清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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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說，他的死，或許才是宣判他“社會性死亡”的人所想要看到的。

所謂“殺人誅心”，用在這裡大概也沒什麼不妥。

以這個學姐為例，她不是維權，不是自重，不是雙標，而是行惡——即使學弟真的跳樓了，她也不會有半分慚愧和內疚，一來從法律上來說和她沒有什麼必然的關係，二來她也可以不屑一顧地說：

“是他自己無法面對今天這個結局，悔恨自殺，我又沒有逼他跳樓，難道我被人非禮還非要忍氣吞聲才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