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24小時客戶端-錢江晚報通訊員 竹嫄 特約作者：張嬰音
祖籍浙江鎮海的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於6月8日下午2點25分在香港東華東院逝世，享年99歲。
王家衛曾說過，讓世人重新認識，知道香港曾經有過劉以鬯這樣的作家，是最讓我開心的事。今天，正是該重新認識劉以鬯的時候了。
一說劉以鬯，首先是，鬯怎麼讀？《劉以鬯和香港文學》一文介紹得很明白：“鬯字怎麼讀？暢。什麼意思？一是古時的香酒，二是古時的祭器，三是古時的供酒官，四是鬱金香草，五是和“暢”字通，鬯茂，鬯遂就是暢茂，暢遂。”
劉以鬯是誰？
他是香港文學一代宗師。
他的文字醉倒一代代文青，包括導演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2046》分別源於他的《對倒》《酒徒》。
他說：我無意寫歷史小說，卻有意給香港歷史加一個註釋。於是，50-70年代的香港，那些蒙塵歲月，那些潮溼記憶，被一代大師。
香港書展從它20歲生日起增設了“年度作家”環節，向卓有成效的香港作家致敬，劉以鬯正是第一屆“年度作家”獲得者。一言恐已概括劉以鬯的一生：自嘲為賣文為生的“寫稿匠”，卻是公認的“香港文壇教父”，也被推算為稿量最多的中文作家，還是導演王家衛在電影中致敬的老一代香港文人。或許一切均不及時間的註腳：在他近百年的人生中，至少70年屬於文學。
劉以鬯原名劉同繹，字昌年，原籍浙江鎮海，生於1918年，自小接受西式教育，受新感覺派的影響開始創作，1948年因戰爭原因奔赴香港，從此以作家、批評家和報人的身份逐浪文壇，是香港文壇的“一代宗師”。
他年輕時曾任重慶、上海多份報刊的副刊主編， 1948年年末來到香港，最初他打算繼續經營懷正文化社。但是他在香港人地生疏，又缺乏資金，不得不打消了辦出版社的念頭。隨後他在《香港時報》當副刊編輯，便開始了他在香港編副刊從事寫作的生涯。
1952年，劉以鬯離開香港，去新加坡辦刊物，在那裡待了近5年，後來因病失業，才又返回香港。1957年秋天，他回到香港後，便開始了大量製作通俗小說的階段。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是在“娛樂別人”。有一個時期，他日產萬字左右。
從1957年到1965年這段時期裡，劉以鬯在《星島晚報》《新生晚報》等報刊上寫了大量連載小說，與最初來港時所寫的小說相比，其最大的不同是篇幅長得多。劉以鬯曾說自己所寫的那些報章小說是垃圾，這是他的自謙，這也表明劉以鬯對一部成功作品的要求十分嚴格。但是這些小說存在很強的商業化傾向則是不爭的事實。
70年來，劉以鬯筆下莫不是都市的光怪陸離和人情冷暖。在上海出生、成長、讀書，他自認對農村缺乏認知，唯有一直立足於自己最熟悉的城市題材。
“香港的現代文化與眾不同，香港文學在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史上獨樹一幟。特別是‘五四運動’之後，中國新文學一直偏重於農村路線，十本之中九本是農村題材，但是30年代有少數作家風格不同，我很受他們的影響。”劉以鬯在過去的採訪中曾說過。
王家衛敬重的老師
如果你喜歡王家衛，你一定會對劉以鬯的文字一見如故。
在大陸，劉以鬯名氣並不高，文學圈外的人知之甚少，但在香港，他是可以和金庸並舉的人物，他的《酒徒》《寺內》《對倒》等小說，都是乾淨利落的作品。他寫小說不拘章法，充滿實驗性質，但也因此不容易被普通讀者接受。劉以鬯真正被一些圈外人知道，源於電影《花樣年華》。
著名學者陳子善說：“劉以鬯是王家衛的文學老師。”這話不假，劉以鬯啟發了王家衛的創作。《花樣年華》《2046》受到了《對倒》《酒徒》的啟發，甚至一些電影“金句”，原來也是劉以鬯贈予王家衛的，比如《花樣年華》的這一句：
“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隔著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看到的種種，也是模模糊糊的。”
又如《酒徒》那令人過目不忘的開頭：
“生鏽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菸圈裡捉迷藏。推開窗，雨滴在窗外的樹枝上眨眼。雨，似舞蹈者的腳步，從葉瓣上滑落。扭開收音機，忽然傳來上帝的聲音。”
王家衛雖沒有直接照搬，但他鏡頭裡一些情節，就是這種“生鏽的感情又逢落雨天”的感覺。落雨天裡，女人靠在生鏽的欄杆旁，“睜著眼睛做夢”。
有香港媒體報道過，因為看了《酒徒》，王家衛親自去《香港文學》雜誌社拜訪劉以鬯，後者贈予他一本《對倒》，王家衛一口氣讀完，被《對倒》深深折服，於是才有了《花樣年華》的故事。到2013年，95歲的劉以鬯回憶道：“他們拍戲時候，曾經叫我去看情況，其實是想讓梁朝偉看看他飾演的劉以鬯本人是怎樣的。”《花樣年華》雜糅了《酒徒》與《對倒》，在《花樣年華》中，男主角周慕雲是一位南下的小說家，靠給報社寫黃色小說謀生，這個身份就取材自《酒徒》，而周慕雲與蘇麗珍的內心焦灼，則神似《對倒》裡的淳于白與亞杏。王家衛十分佩服劉以鬯，他在《花樣年華》的片尾字幕裡特地感謝了劉以鬯，自此以後，“一本1972年發表的小說，一部2000年上映的電影，交錯成一個1960年的故事。”
《酒徒》電影劇照。
《酒徒》&《對倒》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商品經濟盛行，文藝也高度商業化。一位藝術良心未泯的作家，掙扎於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不願典賣自我價值而不能，只好一面煮字療飢，靠寫文字垃圾求取生存，一面自責懺悔，借酒麻醉，沉淪為不能自拔的酒徒……
《酒徒》創作於上世紀60年代初，被譽為“中國首部意識流小說”，入選“20世紀現代小說經典名著百強”。2004年引發香港導演王家衛拍攝電影《2046》。2011年由香港導演黃國兆拍攝成電影。
《酒徒》和《對倒》是兩部怎樣的小說，能令王家衛心悅誠服？可以說，它們是劉以鬯的風格的代表作。在《酒徒》這部小說中，劉以鬯勾勒出一位墮落又自省的南下文人。他在《酒徒》中以自己為原型，講述了大陸文人在香港面臨的理想與現實的困境，透過主人公在純文學與商業化中的搖擺，以及人在理智與眩暈中的遊移，探討南下文人的精神困境。
《酒徒》有很深厚的現實依據。在五六十年代，當一批文人客居香港，他們首先要面對兩個問題——物質貧窮與語言障礙。1956年，作家曹聚仁坦言：“流亡在香港的文化人，大部分都很窮；香港這個商業市場，隨著戰爭到來而萎落的經濟恐慌，謀生更不易：所謂‘文化’，更不值錢。”為了養家餬口，大批香港文人投身娛樂業、報業、影視行業，一邊寫黃色讀物，一邊搗鼓劇本、新聞評論。文人心氣高，自降一格，內心難免掙扎，置身於資本世界的巨獸，個體的弱勢昭然可見。劉以鬯寫的就是這樣一個現象。
他還有一部《寺內》，收入十四篇新穎多彩的中短篇小說，熔想象與詩意、古典與現代於一爐，或為故事新編，如《寺內》《除夕》；或表現香港現代都市之人與事，如《對倒》《鏈》《吵架》《赫爾滋夫婦》《龍鬚糖與熱蔗》《聖水》等；或探求生命哲理，如《蟑螂》……
這部結集於1977年的經典小說集，篇篇有創意，篇篇是佳構，以“求新求異”的文體實驗，彰顯現代小說的新銳與性靈，至今令人驚豔而掩卷慨嘆。
圖左張嬰音，中劉以鬯，右香港女作家夏婕。
杭州女作家張嬰音回憶劉以鬯
杭州女作家張嬰嬰聽說劉先生仙逝的訊息，非常惋惜，她拿出舊文，回憶了20年前在香港見到劉先生的那一次，她寫道——
1995年1月，在去香港旅遊的日子裡，我有機會參加了香港女作家的聚會，在那兒認識了香港作家聯會理事夏婕女士。會後，她笑吟吟地對我說：“我要帶你去看一個人，他還是你浙江老鄉呢，到了香港，一定得見見他。”
跟著夏婕女士來到了《香港文學》雜誌社，出來與我們握手的是一位身穿夾克，精神矍鑠，風度儒雅的老人，清癯的臉上帶著睿智而慈祥的微笑，他就是《香港文學》雜誌社社長劉以鬯先生。
劉先生是浙江鎮海人，他那帶有鄉音的普通話一下子就把我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
早年畢業與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劉先生，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去重慶，抗戰勝利後在上海創辦懷正文化社，後去香港，一直從事副刊編輯及寫作活動，現在擔任《香港文學》雜誌社社長兼總編、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等職。他一直在文壇耕耘不輟，曾出版過《劉以鬯選集》等多部著作，被譽為香港文壇的“一代宗師”。
在佈置雅緻大方的會客室裡，咖啡的清香在氤氳之氣中慢慢瀰漫開來，談話氣氛愉悅而隨和。劉先生思維異常靈活敏捷，談起文學來馬上變得年輕了許多。他把裝幀精美的《香港文學》雜誌月刊逐本擺放在我們面前，說，許多內地作家都給《香港文學》寫稿，文學藝術是溝通心靈的橋樑，他希望香港和內地的作家有更多的交流機會，他本人就經常回內地參加各種文學研討活動。
當劉先生知道我是兒童文學作家時，便欣然向我約稿，我驚喜於他對兒童文學的理解，因為當時，許多刊物不太重視兒童文學，但是，《香港文學》卻以寬厚溫暖的胸懷接納被有些人戲稱作“小兒科”的兒童文學，是在難能可貴。我的心頭一熱，不由對劉先生肅然起敬。
臨別時，劉先生請我們在門口掛有“香港文學雜誌社”的牌子前合影留念，他說：每一位來訪的客人都是雜誌社的朋友，他要將照片刊登在《香港文學》月刊上，此舉真是讓人感動。
回來後，我特意仔細拜讀了他贈送的長篇小說《對倒》，覺得這是一部很有創意的作品，雖然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寫的，但其中的意蘊及表現方法獨有創新獨到之處，把繁榮的香港看作真實的存在，但它又不全是真實的，因為它“無根”，因為它“一直在驚濤駭浪中掙扎”，小說真實地再現了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飛速繁榮的經濟和“無根”的社會生活。
那時我一邊讀他的書，一邊還在想，香港迴歸以後，劉以鬯先生一定會揮動手中的筆，寫出迴歸以後的香港，因為香港終於有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