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埠起，上海就是中國人走向世界的大碼頭。一百多年來，無數國人從這裡出發，奔赴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不少人把這份域外見聞體悟付諸文字，這便開啟了近現代中國文學獨特的書寫流派，匯成了郭嵩燾、康有為、梁啟超、王統照、周作人、徐志摩、朱自清等蔚為大觀的作家群體。龔曙光也是這樣一位書寫者，《滿世界》也是這樣一份文字。
2019 年 8 月 14 日，剛剛拉開帷幕的上海書展迎來了一場文學與文化的盛宴。作家、紀錄片導演、故宮博物院影視研究所所長祝勇和評論家、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社長、思南讀書會策劃人李偉長一道，向口味挑剔的上海讀者推薦龔曙光的新作。身兼《瀟湘晨報》創辦者、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出版家、文學評論家等多重身份的龔曙光，在 2018 年重啟了自己的創作生涯，以一部勾勒故鄉風土人情的《日子瘋長》驚豔了整個華語文壇。而在短短一年後，他攜紀行散文《滿世界》再度亮相上海灘，為這座多元、開放的城市帶來了嶄新的文學視角。
△ 8 月 14 日，“ 在世界的來路上逆行 ” ——龔曙光《滿世界》讀者見面會在上海展覽中心 · 友誼會堂舉行。組圖 / 記者楊旭
用龔曙光的話說，旅行是一樁關乎靈魂的事。在這部作品中，龔曙光穿行 14 個國家的城市與鄉村，解讀不同文明的語碼與腔調，勾勒不同民族的生存邏輯與文化心理。他用身體的抵達和靈魂的邂逅，為當代世界拓出了一疊鮮活的拓片，也為中國文壇留下了一卷餘音繞樑的文字。正如《滿世界》出版方，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應紅在致辭中所言：龔曙光的寫作重新定義了 “ 旅行的意義 ”，“ 透過這本散文，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有責任感、使命感、有擔當的寫者筆下多元而豐富的世界，也能引發我們無窮的思索 ”。這份文字究竟有怎樣的魅力，能讓作家、評論家和編輯們紛紛為之傾倒？在這樣一個全民旅行的時代中，它又為何能夠躲開旅行攻略的 “ 圍殲 ”，成為一份珍貴而另類的文學樣本？就讓我們透過這場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對談，揭開這部作品背後的靈魂探險，還原一位當代中國人 “ 在世界的來路上逆行 ” 的心路。
龔曙光：靈魂的在場與生命的充沛
△作家、報人、出版人、評論家龔曙光
主持人：
在座的許多讀者都讀過曙光老師去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本散文集《日子瘋長》。與它相比，今天您帶來的《滿世界》選擇了完全不同的關注領域。《日子瘋長》探討的主題是 “ 我從哪裡來 ”，而《滿世界》則在思考 “ 世界從哪裡來 ” 的問題。因此首先想請您和上海讀者分享一下，創作這本新書的思維原點是怎樣的？現在市面上有關旅行的作品並不算少，您覺得您的書寫與這些作品相比有哪些不同？
龔曙光：
我不是個 “ 人物 ”，但是我是個 “ 人 ”。是人，就必須得回答 “ 我從哪裡來 ” 的問題。在經歷了中國社會最獨特、未來也難以重複的這半個世紀後，我們這輩人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帶有標籤意義的一代人。所以 “ 我從哪裡來 ” 這個問題，對我而言既有鮮明的個人色彩，也有獨特的時代印記。《日子瘋長》有沒有寫清楚我個人的來路？我覺得寫清了，但有沒有從我的來路中概括出這個時代的特徵？這個我不能下結論，要交由讀者去判斷。但我相信，在《日子瘋長》中，這個時代的標誌性還是非常清晰的。在寫完我的來路後，我開始思考我的去路。於是我深刻地認識到：我們這代人在當下最不能迴避的，就是世界在向我們走來，而我們沒有辦法不向世界走去。而作為一個當下的中國人，我們究竟要以怎樣的心態和姿態去完成這樣一次行走？這也構成了我在第二本書《滿世界》探討的主題。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關注並閱讀了我國近現代很多政治家、作家旅歐、旅美、旅東洋時留下的作品，其中有些文字我是很喜歡的，但在字裡行間，我總能感覺到他們走向世界的目的性太過具體。他們走向世界是為了尋找個人和國家的出路，而在姿態上，不是 “ 乞和 ” 便是 “ 乞學 ”，有深重的屈辱感，也有莫名的虛妄性，總之心態十分扭曲。與晚清、民國時期相比，我們國家現在確實是強大了，這種強大不僅表現在經濟上，也表現在政治上。但這種強大是否已培育出一種健康的大國心態，倒並不肯定。至少到如今幾乎沒有一箇中國作家的作品能夠展現出這種強大心態。
對於一個作家而言，究竟怎樣算是心態上的強大？我個人理解的強大由下面幾點構成：平等、平視、平和。《滿世界》由 14 篇文章構成，記敘了我曾行走過的 14 個國家。從我的文章中，大家能看到，我對這 14 個國家和他們的文明的態度是平等的。我欣賞本民族的文明，也欣賞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甚至欣賞包括像保加利亞這樣的小國家，像波希米亞這樣 “ 另類 ” 民族的文明。我沒有用政治化、歷史化的 “ 證據 ” 把文明機械化地分作三六九等，與之相對的，我深信人類在不同的自然環境、不同的社會際遇中創造的文明，都是對我們這個物種的貢獻。人類之所以能夠成為莎士比亞所說的 “ 萬物之靈長、宇宙之精華 ”，成為這樣一個偉大的 IP，也正是因為不同民族的貢獻。我以平視的眼光看待異質文明，包容任何一種文化 “ 他者 ”，不盲從、不迷信，也不偏執、不憤激，心態很平和，的確像有些評論家說的，我看巴黎和羅馬如同看農家樂。
我在寫作中特別強調在場感，即：生命的在場感、靈魂的在場感。旅行對於我們已經不是稀罕事了，現在我國每年有一億多的民眾在世界各地旅行。和眾多的旅行者相比，如果說我存在某種獨特性的話，那就是我的旅行中，靈魂必在場。在這 14 個國家旅行中，我有什麼獨特的際遇嗎？沒有。浪漫和驚險的故事都沒有。但每當我把文章寫出來，同行的人往往會感慨：明明全程都在一起，為何感覺我去的和你去的是兩個國家？我想這可能是因為我的靈魂在場，而同行者可能出於工作或個性的原因，並沒有帶著靈魂上路。
我希望對於這些文明的記敘具有飽和的生命感，它們不應該僅僅是文字，同時也應當承載著某種生命，就是一個健旺的生命與歷史對撞時，必然激起的生命浪濤甚至海嘯。我在讀祝勇《遠路去中國》的時候，文字間的這種生命力就讓我有種熱血賁張的感覺。雖然我的文字多數時候是很節制的，簡潔理性、沒有過多抒情，但這種節制是為了把情緒的 “ 壓強 ” 加大，讓文字具備引而不發的強大生命感。
此外，其實我也試圖把很多關於我們這個民族、這個社會和這個時代的一些思考融入寫作。這些思考體現了我人生的寬度和生命的深度。比如我的書中有大量的關於文化、文化產業的探討，這當然是由我作為一個文化產業從業者的身份所決定的，也基於我對時尚業、影視、動漫、出版業多年的探索與認知，並把我對於這個民族在文化產業中優勢劣勢的思考寄予其中。比如談電影，我會寫：美國人拿著電影玩資本，法國人拿著電影玩藝術，印度人拿著電影玩文化，伊朗人拿著電影玩信仰，中國人拿著電影玩什麼，似乎還沒有想清楚，又似乎什麼都玩過了頭 …… 像這樣的一些體悟就是隻屬於我個人的，帶著認知的獨特性和充沛的生命感。靈魂的在場感和生命的充沛感對我而言非常重要，也是我在這本散文中的重要追求。
祝勇：平視與欣賞，
是大國國民應有的心態
△作家、導演祝勇
主持人：
曙光老師的這部作品是以旅行的目的地為樣本，把握一個一個民族、一個一個國度和一段一段歷史。而祝勇老師的很多作品都是以故宮作為樣本，展現我們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的無窮魅力。如果說龔老師是開啟國門來看世界的奧秘，那麼祝老師可說是打開了神秘的 “ 宮門 ” 來看文明的世界。這二者之間是否有相通之處？
祝勇：
透過故宮可以看世界；透過世界也能看到我們自身。剛剛曙光先生的那番談話其實挺觸動我的。雖然他比我年長一點，但我感覺我們都是同時代的人，有很多心情和心思是一樣的，語言中有很多心有靈犀的地方。
剛才他講，我們這代人應該是中國歷史上不可複製的一代，這種特殊性部分體現在我們對世界充滿好奇心。他去過幾十個國家，我沒有去過那麼多，但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我和他一樣，總會自覺不自覺地帶有人文的眼光去觀察這些國家，這跟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有關。
我們這代人都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程序一起成長的，而我們對西方的認識首先是透過閱讀來完成的，這可能是我們跟當下的 90 後、00 後一個很大的區別。在《滿世界》裡，龔先生寫道：到莫斯科一下飛機，最惦記的事是去托爾斯泰故居。對此 90 後小導遊就非常不理解，“ 大老遠從中國來，為什麼要花一天的時間去一個兩層的小樓？這有什麼可看的？” 他不知道的是，托爾斯泰在我們這一代人心中分量實在太重。不僅龔先生如此，我也一樣。如果到俄羅斯只能看一樣東西，我也一定會選擇托爾斯泰故居。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通之處——當我們來到一個地方，不自覺地會用文化的眼光去觀察。
我也認為，這種眼光對於今天的大眾來說同樣重要。故宮博物院每年會迎來超過 1700 萬名遊客。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調查過遊客的文化訴求，但從我的感官和接觸來講，大多數人還是來看熱鬧的，並沒有明確的文化訴求。當我戴著工作牌從遊客區經過時，很多遊客馬上圍上來問：“ 老師，甄嬛住哪兒啊？” 這讓我覺得，在這 1700 萬名遊客裡，有相當大一部分其實不知道自己要看什麼。在故宮如此，在國外亦然。今天國人出國旅行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對於許多讀者而言，《滿世界》中的文化視角在他們周遊世界的旅程中，會是一個重要的彌補。
剛才龔先生講到 “ 心態 ” 問題。其實關於世界的遊記不好寫，最不好寫的地方就是心態。中國人對待外部世界的心態始終處於一種微妙複雜的狀態。從唐宋元明清一路走來，中國對外的心態一直是漂泊不定的：要麼是 “ 大國心態 ”，認為中國是無所不有的天朝大國，把國外的一切都看作不值一提的奇技淫巧；要麼就是 “ 小國心態 ”，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 “ 崇洋媚外 ”，覺得國外的月亮都是圓的。
這兩種心態雖然都藏在人的心裡，但仍有很多外化的表現，並對中國歷史的程序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人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正像龔先生講的那樣，始終顯示出很強的實用主義傾向。比如留學。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的第一留學目的地是英國，北洋水師的主要干將全都是留英的。為什麼當時沒有人去日本留學？因為國人那時瞧不起日本，覺得他們不過是蕞爾小國。日本什麼時候開始進入中國人的法眼？是在甲午戰爭之後。全中國從皇帝到百姓沒有一個人想到，中國居然會被日本打敗，在那之後，國人的第一留學目的地就換成了日本。中國近代史上的許多著名人物都有留日的經驗。二戰以後一直到今天，我們的第一留學目的地也變成了美國。
我想說的是，留學雖然是件很個人化的事情，但它反映的是民族對於外部世界的心態。今天中國號稱第二大經濟體，但在文化上有沒有一個成熟的大國心態？這個結論不難得出，因為在許多細小的方面都有體現，具體到我們走出去以後的言談舉止和關注到的每一個文字、每一個細節。從這一點來講，我覺得《滿世界》把握得特別好。
《滿世界》這本書，如果用很簡短的語言來提煉的話有兩點：一是對待世界的心態平和；二是能夠看到別人的優點。這些優點隱藏在作者的隻言片語之間，如果你有一定的閱讀積累，許多文字都會激發你的感受。比如：書中講到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區別，有一句就讓我感受特別深，大意是 “ 中國的知識分子更善於批判社會，而俄羅斯的知識分子更多地批判自己 ”。你們看，龔先生能夠看到不同，能夠看到優點，而這正是一個大國國民應有的心態。表面上，這是一本很優美、很文學化的關於行走的散文書，實際上它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思考。
李偉長：真正的旅行是勾連起歷史與當下
△評論家、讀書會策劃人李偉長
主持人：
《滿世
界》推出之
後，有評論家稱這本書是新世紀原創散文創作的重要收穫。在知名的評論家當中，作為非常年輕的 80 後，偉長老師的視野和品位都是非常獨到的。所以我很想請教您：以您的專業評價者的眼光來看這部作品，它和當下的同類作品相比有哪些獨特性？
李偉長：
剛剛祝勇老師批評一部分遊客，我還真的就屬於這部分人。我到故宮不但問 “ 甄嬛住哪兒 ”，我還問 “ 小燕子住哪兒 ”。這其實說明了一個問題：我們其實很容易被文化符號所吸引甚至誤導。所以當一本書出現在我們面前，而它能夠清晰地告訴我們這裡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當年的人們如何生活，甚至如何在文化中完成這種生活時，我們會對這樣的書抱以厚望，並被深深打動。龔老師的這本書就是這樣的一部作品。
為什麼大家對當下中國的原創文學寫作總不滿意？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我們對於世界的經驗，對於當下的經驗，對於他者的經驗都太小了，而中國傳統文學的容器是巨大的，從歌賦到散文到隨筆，有無限的承載力。當小的經驗放到大的容器裡，組合而成的就會是非常奇怪的東西。我們老覺得自己在文字中看不到厚重，看不到深度，這實際上跟寫作者的能力密切相關。這種能力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本身的文字能力；二是行走的能力。真的不是所有的遊玩都能稱得上旅行，80% 真的只是瞎走。
究竟什麼樣的行走才能稱得上真正的旅行？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段我自己的經歷。我以前特別不明白，為什麼英國人會如此沉迷戲劇？為什麼像毛姆這樣的人，最大的夢想是成為劇作家而不是小說家？當我非常偶然地路過牛津街，這個謎底一下子就揭開了：這個街區全都是劇院，每天都在上演各種各樣的劇目，在整個倫敦的輻射力是如此之大。這個故事表明，一方面，如果你不曾行走，你可能永遠得不到想要的結論；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沒有充實的理念，他也很難把他的想法與當下產生聯絡。
所以，龔老師書中有兩點我覺得特別棒。一是他的廣闊視野和豐富的人生經歷，可以讓他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東西。比如他到瑞士寫了這樣一小段話：“ ‘靠山吃山’，這是普天之下公認的道理，只是瑞士人的吃法，與眾人不同：據險不設卡，過路不收捐，反而拓山口，鋪道路，修教堂，建旅館。遠道跋涉、精疲力竭的旅人，提心吊膽地爬上山口，意外地遇上了不派捐、不越貨、不砍頭，反而好酒好菜、熱水熱炕候著的瑞士山民。” 從這個現象中，龔老師拓展出的問題是：為什麼瑞士會成為瑞士？為什麼瑞士的服務、金融、酒店管理業在全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他非常犀利地發現其背後的商業邏輯，那就是 “ 山口經濟 ”，“ 築巢引鳳、做過路人的生意 ”。
我覺得這恰恰說明，當一個寫作者擁有了如此廣闊的視野時，他不僅能夠重新讀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也會重新解構某一種具體的商業行為、生活行為。所以我覺得龔老師是一個有故事的男人，除了有文化的故事，還有商業的故事。只有一個傑出的出版人或者一個經驗豐富的企業家，在面對這樣的場景時，才會洞察和聯想到事物背後如此之深的邏輯。
第二是他筆下的歷史感。《滿世界》中，龔老師用不小的篇幅寫到了海德堡。二戰中，美國空軍幾乎把整個德國夷為平地，唯獨海德堡躲過一劫，為什麼？龔老師寫道：“ ‘二戰’前，在海德堡大學留學的美國學生很多。他們中的一些人，愛上了當地的德國姑娘。及至戰事爆發，美國學生離德返美，有人還將入伍參戰。臨別的那個晚上，美國小夥與德國姑娘匯聚大學廣場，相泣而吻，相擁而歌，生離死別直至天明。後來盟軍反攻德國，美國空軍將法蘭克福等城市炸成了一片瓦礫，只有海德堡得以倖免。究其原因，一說美國空軍高層有人曾就讀於海德堡大學，不忍炸掉自己美麗的母校；一說飛行隊中的飛行員，就是‘二戰’爆發時離去的美國學生，不忍將自己初戀的記憶埋葬於一片火海，更不忍誤傷自己心中忘不掉的戀人。我更願意相信後者，因為大學廣場上的那一夜愛情訣別，足以讓他們超越任何戰爭仇恨。”
這樣的文字給了我們非常多的思索。面對這樣的歷史事件，一個散文寫作者能不能夠勾起自己的文化積累和生活積累，把現場捕捉到的經驗放到自己的大腦中不斷追問，是非常重要的一種能力。當你一個問題接一個問題地問下去，問到最後，便會有豁然開朗的感覺。因此這本書對於我而言不僅僅是一本散文集或隨筆集，而是一個有故事的男人的思考。我認為龔老師的這部作品，包括他之前的作品《日子瘋長》，真的給中國當下的散文創作、敘事創作提供了一種獨特而新鮮的經驗。
《出版人》記者楊帆 瀟湘晨報記者趙穎慧 上海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