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們面對社會上一些令人反感的現象時，或許不由自主就會說：這事兒要擱以前，想都不敢想。實際上，每個時代都有它的進步與侷限，以客觀地眼光去審視不同的時代，我們會從其中獲得不同的教訓。舉個例子：在古代，天子和達官顯貴出巡，平常百姓自覺迴避，前者儘量不擾亂後者的生活，後者也試著不衝撞前者的威嚴。這種默契令人讚歎，但也通常被視為封建社會腐朽階級制度的體現。當今社會提倡人人平等，在公眾的縱容下，搶道、霸座、插隊甚至是碰瓷等現象反倒是屢禁不止了。

正如老生常談的那樣，事情總有兩面性；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優缺點，就拿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先秦時代來講，“規矩”是當時的人們最恪守的準則，人人都以爭當“君子”為榮。做事可以狠，但必須佔道理；若是不佔道理，自己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底線，哪怕做某件事是為了民族大義，那麼君子恐怕也會讓自己承擔一定的懲罰來彌補內心的愧疚。這樣的價值觀令人敬佩，但說來也讓人毛骨悚然，難以理解。這篇文章，咱們就通過幾個例子，看看先秦的君子們是如何捍衛“規矩”的。

我們先來講講一位名叫要離的吳國壯士的故事。

古人早有勸誡，切勿以貌取人，恐怕說的就是要離這樣的人。要離其貌不揚，看上去甚至有些乾癟，但他卻是個劍術大師。要離為人光正且十分硬核，當時，吳國有位名曰椒丘欣的勇士，此君一看就是勇武無比之人，他威名遠播也洋洋得意，經常在眾人面前炫耀。有一天，椒丘欣又在一群人面前裝逼，不巧的是，要離也在其中。後者淡淡地說了一句：別吹了，你也不過如此，低調點不行嗎？椒丘欣勃然大怒，揚言晚上就要去砍了他。哪知要離也懶得跑，乾脆把自家大門開啟，坐在屋子裡等仇家上門。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椒丘欣一進門就把劍架在要離脖子上，不過他也挺懂規矩，知道不能無緣無故亂殺人，於是惡狠狠地說：我殺你是因為你犯了三個該師的錯。其一，當眾讓我難堪；其二，知道要死卻等死；其三，死到臨頭了還不知道關門，簡直找死！雖然話說完了，椒丘欣也並不急著動手，還給要離留了反駁的機會。果然，要離不慌不忙地說：“我沒‘三該死’，你卻有‘三不肖’，知道嗎？當眾受辱不敢當場解決，還要半夜跑到這裡來撒火，此為一不肖；把劍架在老子腦袋上，你才敢放狠話，此為二不肖；你做事如此不光明磊落，居然還有臉反過來指責我，此為三不肖。”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椒丘欣聽完，二話不說把劍收回劍鞘，恭恭敬敬地欠著身子道歉：“別人連正眼看我都不敢，您卻把我罵了個狗血噴頭，似乎還很有道理，您才是真正的勇士啊！”

如果說這件事中兩人遵守規則的做法還令人肅然起敬，那麼要離人生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就令人毛骨悚然了。要離刺慶忌是春秋末期非常著名的一個歷史事件，要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光輝無比，他卻覺得自己十分骯髒。當伍子胥將其推薦給吳王闔閭時，他覺得自己陷入了兩難的困境：慶忌並非奸險之輩，自己去當刺客下黑手並不十分符合君子之道；而面對吳王，不殺慶忌又違反了“君君臣臣”的規矩。換個角度考慮，要離也有自己的妻兒，要是捨生取義而拋棄妻兒，他還算人嗎？結果，要離想出了一個不違反任何規矩的辦法：他讓吳王炮製罪行，將要離全家誅殺；要離帶罪投奔慶忌，一下子就獲得了對方的信賴。

事實證明，慶忌在歷史上的形象也許不甚光彩，但他也的確是個君子：要離一擊得手後，慶忌一把抓住他的腦袋，連續按進水裡好幾次。不過，慶忌沒殺要離，還吩咐手下也別殺。他給的理由令人肅然：“我倆都是天下的勇士，今天我要死了，難道還能在一天之內讓天下連續折損兩位勇士嗎？”慶忌前腳剛去，要離就要投江自盡；被救起後，他又拒絕封賞，最終自斷手足並伏劍自刎。

要離的例子充滿血腥，細看又有點變態，咱們下面要講的一對君臣卻都不是啥好貨。春秋時期的齊國明君輩出，前有意欲稱霸於諸侯的齊靈公，後有心懷壯志的齊景公，中間卻夾了個奇葩的齊後莊公（也稱齊莊公）。後莊公雖治國不見得有多高明，但馭人還算多少有點本事，然而，他卻犯了個荒謬至極的糊塗——天下女子那麼多，齊後莊公看不上，偏偏看上了大夫崔杼的夫人東郭姜。史書記載了東郭姜的美貌，雖說“英雄難過美人關”，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未免也太沒出息了點：堂堂一國之君，居然跟大臣的老婆搞婚外戀，更過分的是，崔杼以生病為由賴在家裡盯著老婆，齊後莊公居然跑到崔杼家裡接著搞。

這事兒擺明了是齊後莊公不對，破壞了禮義廉恥的規矩，但崔杼隨後破壞的規矩更嚴重——直接把國君給殺了。顯然，崔杼對此還是心有芥蒂的：弒君之後，他特意找來史官，要他把齊後莊公之死寫成患病暴斃；若是順從，官爵財富大大地有。誰料太史伯提筆就寫下“夏五月，崔杼謀殺國君光”，崔杼一看大怒，毫不猶豫地將其殺了。隨後，崔杼又把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找來（當時的史官是世襲的），做了相同的許諾。哥哥的屍體就在一邊，哪知太史仲也是個硬脖子，提筆寫下了同樣的話。崔杼殺了太史仲，又把三弟太史叔找來，威脅道：你可想好，你倆哥哥不聽話，這就是下場。太史叔義正言辭地回擊：“按照事實秉筆直書，這是史家應當恪守的規矩；與其失職，還不如一死了之！”說著，太史叔又在竹簡上寫了相同的話。

即便是崔杼性格乖張，權勢熏天，看到這種情況也被震住了，轉而深深嘆氣。史官們前赴後繼地以生命捍衛規矩，最終，崔杼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罪行被載入史冊。

這兩個例子一個殘酷一個悲壯，下面咱們講個輕鬆點的。歐洲歷史上有個詞曰“紳士戰爭”，實際上，先秦時代早期，諸侯之間的戰爭比紳士還要紳士。如果一個國家要打另一個，事先一定要先奉上戰書；戰書語氣還一定要恭敬客氣，不能像明清皇帝那樣居高臨下威風八面的宣戰詔書，那會兒的戰書簡直就像請柬，類似於“鄙國想找貴國打一架，不知道貴國有沒有時間”云云。一旦約仗成功，雙方還要選好地點和自家軍隊的方位，派兵列陣時且不可越界。當然了，“兩國交戰不斬來使”也是相當出名的規矩。據說，戰俘中只要有人有一根白頭髮，那麼戰勝國都要將其釋放。《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中有個典故叫“退避三舍”，雖然它總被當成一個典型被反覆提及，但從某種程度上說，典故的主人公晉文公的做法反而是高尚的，而楚軍也只是跟著晉軍一步步後撤，沒有半路搞偷襲，白白錯失軍事良機，等著晉文公履行了承諾，反過頭來吊打楚軍——這雖然看起來有點蠢，但難道不也十分高尚嗎？

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歷史，總能看到歷史不同的姿態，這也許便是它最迷人的地方了。若換個角度來看，先秦時期的諸多奇謀妙計，其中的一部分實際上就是對當時人們約定俗成的規矩的突然破壞。

古人云：“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但這個問題也要辯證地看。我們不該將“規矩”視為“教條”，而是更適合將其看作一條底線。若先賢們一早就能接受在底線之內變通的道理，恐怕就不會出現諸多類似於“要離請君弒殺妻兒”的慘劇了。好在先賢們很快就想明白了這一點，先秦早期令人有些畏懼的“規矩”，因為變通而變得更加使人敬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