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馬麗 （美國康奈爾大學社會學博士）

最近的新聞熱點中，有兩件事件都是因為作為當事人的受害女性透過社交媒體發出聲音，讓人們再次關注女性在面對身體侵害後面對的重重壓力。第一是美妝博主宇芽選擇在11月25日“國際消除家暴日”把自己遭受暴力的影象在網路上傳播。另一件最近上熱搜的是，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錢逢勝多次騷擾和車內性侵女碩士生。自12月6日曝光以後，該事件引發了廣泛的公共譴責，在三日之內讓校方對他做出了處理，施害者其他合作方也跟他切割了關係。

前者，女性遭遇到的是家庭暴力；後者則說明，女性還不得不面對社會權力被人濫用時遭遇到的侵犯，甚至在高校中也是如此。

試想一下，在第一個事件中，宇芽若不是一位因模仿蒙娜麗莎而出名的美妝博主，施暴者若不是一位小有名氣的所謂自由知識分子，這場家暴事件可能會像大多數故事一樣，歸於沉寂，無人問津。 受害女性的勇氣，與所謂自由知識分子對此事的普遍沉默，形成鮮明對比。甚至後一類人認為，家暴只涉及私德，是可以忽略的小瑕疵。也正是因為這種倫理標準的分裂，和對濫權的縱容，女性才需要不斷覺醒併發出聲音。

此時也正逢美劇《致命女人》（Why Women Kill）熱播完最後一集。劇評家們有的認為它講的是女人的忿怒、家庭價值觀在後現代社會被衝擊，等等。實際上，這部電視劇也是在回答同一個問題：女性的聲音為什麼很重要？片中三代美國女性，分別是60年代的家庭主婦、80年代的藝術界精英，和2019年的女律師，她們都因不同的境遇，面對丈夫在婚姻裡發生的不忠行為（丈夫習慣性出軌、同性戀、開放式婚姻）。在片中，她們每一位都經歷了自己的“覺醒時刻”，那就是想要擺脫周圍人的眼光，作出維護自己尊嚴的選擇。

有勇氣發出聲音的女性，總歸是極少數。更多人選擇沉默地忍受暴力和侵犯，甚至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從世界衛生組織2015年公佈的資料來看，按照每年每十萬人口中自殺人數計，中國在全球各國和地區中排在115名，每十萬人中自殺人數大約10人，屬於自殺率相對較低的國家，跟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每十萬人大約23人的自殺比率相比，中國的自殺率因為社會環境和其他因素已經大幅度降低。然而，如果將性別因素考慮進來時，就會發現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當只考慮男性自殺率時，中國在全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名跌到146位，然而如果只對女性自殺比率排名，中國則躍身為全球第19位。此外，還有一個統計上更值得注意的現象：幾乎在全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中，男性自殺比率都遠遠高於女性，唯獨我國，女性自殺比例高於男性。對此學界的解釋是，這與中國社會家庭結構中的矛盾相關，包括婆媳衝突、男性家暴，以及性暴力等方面。

問題的關鍵在於，家庭暴力或熟人性侵，都是關於權力和支配的悲劇。人把身體作為一種武器施加暴力，或身體成為承受暴力的物體，都是一種異化的過程。權力帶來異化，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異化。在上面兩個事件中，受害女性都提到施害者擅長使用心理控制方法，用偽裝和謊言作為反覆施行暴力的前戲。

婚姻中的男女雙方，或家庭成員中的關係，都構成了一個權力場域。從家務分工，到財務分配和支出，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權力協商和妥協。但這並不意味著婚姻是一紙合同，家庭是彼此交換的契約。這些關係本應圍繞“愛”的原則執行，一旦脫軌，就異化成了權力支配，甚至暴力相向。

當代思想家福柯對於現代社會的權力支配有個很深的洞見，現代社會的權力支配並不是一個單一的主體，而是分散在社會各處，形成大量的微觀場域，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現代權力作用的物件或主體，在監獄，在家庭生活，在學校等等。在婚姻、家庭、社會和工作場域，女性都被陷入一種無形的權力支配中，古今中外都一樣。她們都發現，權力結構的固化在於人心中的支配慾望，女性首當其衝，這是再高尚的意識形態都不可能消解的。

當下的一些流行文化，不僅缺乏對女性人格和獨立性的尊重，而且還發展出一些新的汙名化和規訓。例如，很多女德培訓班和社交媒體公眾號以一種規訓的方式（以迴歸傳統價值觀，或某種信仰純正之名），強調女性應該如何放棄人格獨立性來取悅丈夫，或者將女性的人格和身體物化為商品。對女性的這種規訓滲透到我們生活和語言的方方面面，最終給人們留有一種關於當代“女性”的刻板印象，就是物質、現實、暴露，即便發出自己的聲音也是另有所圖。

暴力是父權社會的底色，它帶來的性別歧視，存在於語言符號、家庭價值觀、勞動分工等系統中。最重要的是，強權制度的制定者期待用權力塑造出一種遺忘和沉默的文化。因此，沉默常常成了殺人的武器。或者，他們若不能讓人沉默，還可以讓大多數人不要去聽信反抗者的聲音。這是權力暴力的邏輯，從家庭領域到政治領域，都如此運作。 如果受害者要發出聲音，自己的聲譽或可信度就會被周圍的人質疑。

女性在面對暴力時發出的聲音，是關於人的尊嚴底線的。當宇芽描述自己的尾椎骨被丈夫撞擊在地面，因此無法起身，痛苦無比時，她說自己感到一種無法言語的羞辱感。她甚至說，與身體的疼痛相比，這種對人格的侮辱更讓她感到疼痛。與殺戮相比，家暴和性侵是對一個人基本尊嚴的殘暴侵犯，而受害者需要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身體被傷害，再經歷“身體已經不是自己的”那種剝奪和痛苦。

當身體被侵犯，不論是丈夫家暴還是性侵，女性為什麼會萌生一種恥辱感？這兩種情形都與性意識有關。如果一個你在婚姻裡可以將身體都彼此奉獻、有親密關係的人，天亮了卻對你拳打腳踢，這是對女性身體信任的背叛、對親密關係的褻瀆。而當職業女性或學生遭遇到權力脅迫的性暴力時，有時甚至更為無力，因為在社會的傳統看法中，人們會將原因歸咎為受害者，讓受害者成為替罪羊，沉默著承受羞恥。

性侵的傷害也在於施暴者殘酷地剝奪了對於一個人來說最接近他或她尊嚴的部分，就是本應屬於以愛維繫的婚姻的性。性侵的危險，對於世界上某些地區的女性來說，是每一天都要面對的苦難。那種恐懼感是男人很難感同身受的。美國作家Soraya Chemaly曾在《女人憤怒的力量》一書中寫到，“如果你問一個將要坐牢的男人，他最大的懼怕是什麼？他肯定會說，怕在獄中被人強暴。我們從這一事實可以得出的結論就是：監牢對於男人意味著什麼，就是生活對於女人所意味的。”

女性要覺醒和發聲，可以訴諸的是其他權力結構，比如媒體曝光率，或讓警方介入。每個走到這一步的女性，都是基於此前無數次的沉默和反覆被傷害的經歷。女性要覺醒和發聲，因為已經無路可走，儘管仍需要很大的勇氣。正如《致命女人》中幾個虛構的故事所描述的，女人們是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反。她們反抗的，不只是家中的丈夫、不解的親友，而是一個不斷定義她是誰、她該不該沉默順服的無形之網。

最近熱播的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演繹出現代社會這樣一張無形之網對女性的剝奪。女主角從出生就要面對性別帶來的不平等分配，父親、奶奶、老師都用順服、羞恥和沉默來教導她應對女性被歧視的困境，他們貫徹著一種無言的默契。長大獨立生活之後，就是職場、育兒和麵對婆家的又一層網。一代一代如此，抽乾了女人們曾經年輕、好強的生命。片中唯一的自由空氣，可能是媽媽最後對患上精神分裂的金智英說的：“你想做什麼就去做吧。”

女性的尊嚴需要她自己去完成。多年前的一部《巴爾扎克與小裁縫》也講了一個有深意的故事：兩個知青來到山區，在農業作息的閒暇，找了幾本西方文學經典讀，其中就有巴爾扎克的書。同時，他們都喜歡上山裡最漂亮的姑娘“小裁縫”，開始讀書給她聽，興奮地要把她當做啟蒙、改造的物件。電影最後，女孩子覺醒，要離開大山和知青愛人，走向獨立和自由。這個電影結局太過於浪漫主義，而且不禁讓人聯想到，娜拉出走以後會怎樣？巴爾扎克改變了小裁縫，但離開大山、進入城市生活的女孩，是否可以找到自己理想中的幸福？ 她也許會慢慢發現，獨立和尊嚴不在於某個地方，也不在於某個愛人，而是內心的聲音，要藉著不斷的覺醒、反思、發聲，讓自己迴歸。

宇芽家暴被媒體曝光，讓她與其他幾位遭受同樣創傷的前妻，生命發生了奇妙的聯結，她們在不同時空的講述，讓這個故事異常觸動人心。苦難、痛苦和講述，讓人性彰顯，恢復女性的尊嚴。宇芽的勇氣，讓另外幾位女性更加肯定，不再沉默、發出聲音才是唯一的出路，才是治癒之旅的終點。

當我們回到現實，依舊需要面對一個真實的問題——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邊都有無數女性遭到了家暴、熟人性侵、各種有權力的人施加給女性語言或身體上的暴力，但是隻有少數事件進入到了公共領域的討論中，而在這少數事件中，受害人本身要麼是社交媒體能夠發出聲音的人，要麼是受到良好教育掌握了“實錘”的人。

然而我們需要知道，有更多的女性的聲音，依舊被喧囂和充斥著謾罵的社交網路所掩蓋。當這些聲音在我們生活中出現時，我們需要認出，那些不是“喋喋不休”的抱怨，我們的迴應，也不應是在公共場合中對羞辱女性的“葷段子”尷尬一笑。我們需要認出權力濫用的不公，不再任憑這種風氣蔓延，而是鼓勵女性在公共領域中獨立、堅定、充滿著力量地表達。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yanguihua@jiem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