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夏洛克·福爾摩斯的科學》是一本從福爾摩斯探案故事出發的科普讀物，作者E。J。瓦格納是一名犯罪歷史學家。在書中，他介紹了福爾摩斯生活的那個時代——19-20世紀——的醫學、法學、毒理學，以及當時新興的法醫學等相關知識，並以當時真實發生的案件作為例證。該書的中文版近日出版，澎湃新聞經授權摘錄其中《鑑毒》一章。
“會不會是毒藥？”
——夏洛克·福爾摩斯（《斑點帶子案》）
夏洛克·福爾摩斯常常尋思有關毒藥的問題。那個時代的科學思考者必定會對這個話題感興趣，因為在19世紀，關於有毒物質的檢測有過一些重大發現。
當華生在聖巴特醫院的實驗室中首次與福爾摩斯見面時，後者的手上貼滿了橡皮膏，這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創可貼。他解釋道：“我不得不小心一點，因為我常和毒藥接觸。”作為一名醫生，華生很平靜地接受了這一資訊，他知道化學實驗不可避免地會與危險物質接觸。但華生當時沒有意識到，這次提及毒藥是在預示他日後與福爾摩斯共同面臨的奇妙挑戰，例如這對搭檔在《斑點帶子案》《魔鬼之足》和《血字的研究》中的調查經歷。
柯南·道爾的這些故事明顯受到當時公眾對投毒者及其罪行充滿矛盾的興趣的啟發。在維多利亞時代，有一大群人會熱情地定期參加著名的中毒案件審判。他們對此類案件充滿興趣，因為被告常常是迷人、受過良好教育的女人，就像福爾摩斯在《四簽名》中指出的：“一個我一生所見的最美麗的女人，曾經為了獲取保險賠款而毒殺了三個小孩，結果被判絞刑。”
女人可以進入病房和廚房。並且人們相信，出身良好、受過良好教育的女人絕對值得信賴。19世紀，她們中有很多人站在了被告席上，因為毒理學有了新近發展，能夠檢測出她們精細而險惡的所作所為。
曾激起公眾興趣並讓法院門口人潮湧動的女人包括：瑪德琳·史密斯（Madeleine Smith），這位沉著冷靜的格拉斯哥年輕女子在1857年被指控毒殺情人，她在他的熱可可裡摻了砒霜［審判期間，柯南·道爾的父親查爾斯·道爾（Charles Doyle）為一份報紙繪製了該案的法庭場景圖，陪審團做出了非常蘇格蘭式的“罪證不足”判決］；弗洛倫斯·布拉沃（Florence Bravo），她涉嫌在難以取悅的丈夫查爾斯的勃艮第葡萄酒中放入重金屬銻（1876年的陪審團在審訊中發現，儘管查爾斯被謀殺，但“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任何人有罪”）；阿德萊德·巴特利特（Adelaide Bartlett），她於1886年因使用氯仿殺死丈夫而在倫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審時，她的美貌和端莊的舉止引起了同情（判決為“無罪”）。
1889年，弗洛倫斯·梅布里克（Florence Maybrick）就沒這麼幸運了。雖然證據不足，但她仍因為用砷（砒霜）殺死有毒癮且暴力的丈夫詹姆斯而被定罪。她被定罪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主持審判的費茲詹姆斯·斯蒂芬（Fitzjames Stephen）法官年事已高，接受了很多與此案無關的證詞。最後他宣讀了一份雜亂無章且對弗洛倫斯極為不利的總結。
這場被認為不公正的判決激怒了英格蘭民眾。政府做出了妥協，將弗洛倫斯的死刑減為無期徒刑。她在1904年獲釋，隨後迅速出版了暢銷的《我失去的十五年》（My Fifteen Lost Years）。
看著生命懸而未決的女人的審判令人興奮，但通常她們都免於被定罪。通常，定罪很難。很容易提出合理的懷疑，因為那個時代充斥著致命物質。水銀用來製作帽子。小劑量的砷和類似的物質會用作補品。女人們還用砷來美白膚色，用顛茄讓瞳孔變大。當時的法律鬆懈，很多毒藥都可以買到，“用來驅除家裡的害蟲”。
在《血字的研究》開頭，華生剛從阿富汗回來，也許並不瞭解當時讓英格蘭著迷的這些案件細節。但作為一名受過良好教育的醫生，他無疑多少了解投毒的險惡歷史，也瞭解手法微妙的毒殺對法律系統和醫學界是如何棘手。
在古代，投毒是極度令人恐懼的，且會被嚴懲。歷史上最早被注意到的毒物來自有毒性的動物，通常是爬行或兩棲動物。蟾酥（蟾毒素）是最受歡迎的。這些毒藥常在囚犯或奴隸身上進行測試，如果證明有效，就可以用來塗在武器上。福爾摩斯很熟悉動物毒素，他在數個故事中都很快懷疑起它們的存在，比如《斑點帶子案》：
“我立即就想到了蛇，我知道醫生豢養了一群從印度運來的動物，把這兩件事聯絡起來時，我感到很可能我的思路是對的。使用一種任何化學試驗都檢驗不出的毒物，這個念頭正是一個受過東方式鍛鍊的聰明而冷酷的人所會想到的。從他的觀點來看，這種毒藥能夠迅速發揮作用也是一個可取之處。確實，要是有哪一位驗屍官能夠檢查出那毒牙咬過的兩個小黑洞，也就算得上是個眼光敏銳的人了。”
英劇《福爾摩斯：斑點帶子案》劇照福爾摩斯的想法是有先見之明的。有幾樁20世紀的毒殺案就是在醫學檢驗員經過仔細外部檢查，發現皮下注射痕跡後才告破的。其中包括髮生在英格蘭布拉德福德市的伊麗莎白·巴洛（Elizabeth Barlow）的非正常死亡。
伊麗莎白的丈夫肯尼斯（Kenneth）是附近一家醫院的護士。1957年5月的一個傍晚，他曾打電話給當地一位醫生，要求他去看望伊麗莎白，說她非常虛弱，倒在浴缸裡。醫生到了之後，發現伊麗莎白的屍體側著躺在空的浴缸裡，她還嘔吐過。剛剛失去妻子的丈夫解釋說，她曾抱怨身體不適，因此決定洗澡。他在等伊麗莎白回到床上的時候睡著了，再次醒來時，卻發現妻子仍然在浴缸裡，頭部浸在水中。他曾試圖將她抬起，他雖有護理技能，但她對肯尼斯來說還是太沉了。因此他排幹了浴缸裡的水，試著讓她躺著，對她進行復蘇，但顯然沒有用。於是醫生打電話報了警。
負責此案的偵探警官內勒（Naylor）立刻對肯尼斯睡衣完全是乾的這一事實感到震驚。浴室裡也完全沒有飛濺過水的跡象。
法醫病理學家大衛·普萊斯（David Price）參與了進來。他很快注意到，死者的臂彎裡還有水，這更加讓人懷疑肯尼斯努力將她救起的說法是否為真。屍體被送到哈羅蓋特的太平間，立即進行了屍檢。
外部檢查未發現屍體那雀斑很多的面板上有什麼異常痕跡。內部檢查顯示伊麗莎白剛剛懷孕，但沒有發現明確的死亡原因。
普萊斯拿著放大鏡，又一次有條不紊地在屍體上慢慢檢查了一遍。兩個小時後，他終於有所發現：在臀部有兩組微小的皮下注射痕跡，但毒理篩查結果是陰性。這個年輕女人被注射了什麼呢？
警方詢問了肯尼斯的同事，發現他的護理工作包括注射胰島素。伊麗莎白不是糖尿病患者，因此給她注射大劑量的胰島素會導致致命的低血糖休克。之前沒有過胰島素謀殺的先例，也沒有公認的測試方法。
普萊斯將這些有皮下注射痕跡的部分切下。他和毒理學家A。S。加里（A。S。Curry）給一組小鼠注射了胰島素，另一組注射了由切片組織製成的漿液。兩組小鼠均出現相同的症狀並死亡。重複測試了多次，結果不變。
肯尼斯·巴洛因此以毒殺妻子的罪名被判無期徒刑。為公平起見，警方沒有告訴評審團另一發現：他的第一任妻子幾年前死於類似的症狀，當時她被認為是自然死亡。如果對她的屍體也進行夏洛克式的檢查，用放大鏡觀察每一塊面板，那麼很有可能發現微小的痕跡——看起來像被蛇咬的傷口。如果“眼光敏銳的驗屍官”當時能夠辨識出“那兩個小黑洞”，那麼伊麗莎白·巴洛就不會嫁給這條叫作肯尼斯的毒蛇了。
雖然爬行動物和奇特的兩棲動物是古代世界中最常見的毒物來源，一些源自植物的毒素也廣為人知。鐵杉、夾竹桃、烏頭、鐵筷子、罌粟和不同種類的有毒蘑菇都曾被用在沒有防備的受害者身上。
砷的毒性眾所周知，但其獨特的味道限制了它作為毒藥的使用頻率，直到約公元800年，一位叫賈比爾·伊本·海揚（Jabir ibn Hayyam）的阿拉伯研究者將其提煉成幾乎無味的白色粉末，很容易藏在食物或飲料中。帶著一絲陰森的幽默感，人們將其稱為“繼承之粉”，因為他們認為不幸的家庭會有效利用這一粉末。儘管砷常常被認為是致死原因，但很難在法庭上被證實。
在中世紀，對中毒的普遍恐懼導致出現了很多複雜但無效的解藥和迷信的驗毒方法。當時的人認為，屍體上出現黑點就說明是中毒了，從而將正常的屍體腐爛或疾病錯當成謀殺的證據。
所謂的萬能解毒藥包括乾粉狀的木乃伊、“獨角獸角”（通常是不幸犀牛的角）和一種由三十至六十種成分製成的“解毒糖劑”（theriac），取決於藥劑師如何調配。這些解毒藥對患者都沒有幫助，卻對醫師的經濟狀況大有幫助。
從死者頭骨上刮下的苔蘚（最好是死刑犯的頭骨）製成的“烏斯尼亞”（Usnea）是最受歡迎的“解藥”。牛黃的生意也很好，它們是在動物的小腸或膽囊中形成的分泌物，許多容易上當的國家元首會以高價購買它們。
16世紀的外科醫生安布魯瓦茲·帕雷（Ambroise Paré）擁有科學的懷疑態度和能夠與福爾摩斯匹敵的追問精神，他堅信牛黃沒有價值，並決心要加以證明。作為法國查理九世的醫學顧問，他擁有良好的條件來做到這一點。他選擇了一名宮廷廚師作為實驗物件，後者因被指控偷竊銀器而在監獄裡煎熬，等待處決。帕雷建議給廚師下點毒，再用國王獎賞的一部分牛黃作為解藥。如果囚犯倖存下來，將獲得赦免。
渴望生存的廚師同意了實驗。儘管服用了牛黃，但廚師在一個小時內就痛不堪言、四肢匍匐、嘔吐、七竅流血。帕雷試圖減輕他的痛苦，但無濟於事，這個不幸的人在受盡七個小時折磨後死去。因此，查理九世銷燬了牛黃，雖然在法庭上有人認為帕雷的實驗無法證明牛黃毫無價值，而只能證明查理九世的牛黃是假的。
帕雷並不是16世紀唯一一個在人體身上做毒物實驗的人，對這類行為的恐懼已深深根植於民間傳說中。人們相信，凱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在嫁給法國國王時，就隨嫁妝帶來了一些毒藥的配方。有傳言說，她把好幾筐有毒事物送給窮人，再令僕人第二天去拜訪這些人，詢問他們的健康狀況。據稱這一方法讓她為科學知識做出貢獻，同時輕鬆減少了法國的貧困人口。
女性兇手的形象與對巫術和魔法的恐懼緊密聯絡在一起。17世紀，一位名叫蒂法尼亞·迪·阿達莫（Teofania di Adamo）的富有創造力的女人向羅馬和那不勒斯的女人們出售一種叫作“巴里的聖尼古拉斯的瑪娜”的清澈液體。它的官方用途是化妝品，但據說只要微量就可以快速致命，且讓受害者看起來是自然死亡。它逐漸以“託法納仙液”的名稱為人所知。煩人的丈夫們因此開始體驗到致命的消化系統不適。
裝“託法納仙液”的玻璃瓶當官方開始懷疑蒂法尼亞後，她在一所修道院裡尋求庇護，但最後還是被逐出。在激烈的盤問下，她供認了六百多起謀殺，隨後迅速被勒死。她的女兒茱莉亞很有可能繼承了這一家族事業。追隨蒂法尼亞腳步的還有一位法國女人，布蘭維利耶夫人（Madame de Brinvilliers），她在被捕處決之前毒殺了多名親人和情人。
華生在《血字的研究》中諷刺地概括一篇新聞文章時，提到了“託法納仙液”和布蘭維利耶夫人：
這篇文章簡略地提到過去發生的德國秘密法庭案、託法納仙液、義大利燒炭黨案、布蘭維利耶侯爵夫人案、達爾文理論、馬爾薩斯理論以及瑞特克利夫公路謀殺案等之後，在結尾向政府提出忠告，主張今後對於在英外僑，應予以更加嚴密之監視云云。
直到19世紀初，對毒殺的定罪都依賴於間接證據和酷刑逼供。1752年，瑪麗·布蘭迪（Mary Blandy）因毒殺父親被審判和絞死時，針對她的醫學證據僅有她被人看見放入父親食物中的白色粉末，它看起來像砒霜，且死者的腸道受過刺激。
到1814年，該領域明顯取得了一些進步，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1787年出生在西班牙梅諾卡島的馬修·奧菲拉（Mathieu Joseph Bonaventure Orfila）的工作。他是醫學和化學領域的傑出學生，十八歲離開西班牙前往巴黎求學。在研究過程中，他發現之前許多關於毒藥及其解藥的測試都毫無價值，於是開始自己設計新實驗。
奧菲拉的首部著作《毒物論》（Treatise on Poison）確立了毒理學作為一門新科學以及醫學法理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地位。他透過在狗身上進行實驗證明了砷和其他毒物對腸道的影響，還設計出從動物組織中回收砷的新方法。
來自大不列顛的化學家詹姆斯·馬什（James Marsh）以奧菲拉的著作為基礎，發明了第一種測試重金屬中毒的方法，其結果足以使陪審團信服。這個裝置非常簡單，需要一個一端開口、另一端為尖狀噴嘴的U形玻璃管。測試時，鋅懸浮於尖的那一端，另一端是需要被檢測的液體與酸的混合物。當液體和鋅相遇時，如果存在砷，則砷化氣體會從噴嘴中逸出。此時用火焰靠近氣體直到將其點燃，然後在火焰附近放置一個冰冷的瓷盤，瓷盤上會出現被稱為“砷鏡”的黑色光澤沉積物。這是一塊可以照出謀殺案的鏡子。馬什的這個測試甚至能夠發現極其微量的砷和銻的存在，且效果足以說服法庭。
這個測試在1840年對瑪麗·卡佩爾·拉法基（Marie Capelle Lafarge）的審判中提供了關鍵證據，她被指控用含有砷的蛋糕殺害了舉止粗魯的丈夫。瑪麗1816年出生於據說有法國貴族血統的家庭中。她在少女時期成了孤兒，被巴黎的姨媽和姨父帶大。她被送往貴族學校，朋友們都出身名門，但由於嫁妝不多，她的婚姻前景並不理想。
她的養父母下狠心決定把她嫁出去，於是他們秘密地讓婚介機構給她安排一個結婚物件。他們找到了查爾斯·拉法基（Charles Lafarge）並介紹給了瑪麗，稱他是家裡的熟人。他們沒告訴瑪麗查爾斯是個鰥夫。瑪麗僅被告知，他擁有一個賺錢的鋼鐵廠，在郊區還有一座雄偉的城堡。儘管瑪麗不太喜歡查爾斯，他的舉止和外表都令人生厭，但她還是被他那精美城堡的精細繪圖所吸引。在姨媽的熱情鼓勵下，瑪麗嫁給了查爾斯，並隨他回家。
然而令瑪麗震驚的是，那座城堡實際不過是一堆衰敗的石頭，寒冷、灰暗、陰森、險惡。更糟的是，查爾斯的母親住在那裡，她是一個同樣冷酷、灰暗、陰森、險惡的女人。還有其他一些親戚和馬屁精也住在裡面，其中包括安娜·布倫（Anna Brun），正是她將這座城堡充滿想象力地繪製成一個神話。她似乎對查爾斯有意思，因此對他的婚姻感到不滿。老鼠大軍在房間裡肆意遊蕩，與舒適地棲息在廚房裡的各種家禽爭奪食物。歇斯底里的瑪麗把自己關在房間裡。
她最終還是從房間裡走出來了，但沒幾周就發現查爾斯的生意破產了，他是個揮霍亡妻遺產的鰥夫，跟瑪麗結婚明顯是為了她的嫁妝，雖然按巴黎標準算的話並不多，但在鄉下綽綽有餘了。瑪麗看似從容地應對著這些情況，忙於改善家庭狀況。她訂購了新窗簾，成了一間圖書館的讀者，烹飪含有松露的複雜菜餚。毋庸置疑，出於衛生考慮，她寫信給當地的醫生：“這裡鼠害猖獗，你能信任我並給我一些砷嗎？”
瑪麗似乎對查爾斯產生了感情。當他到巴黎出差時，她還準備了蛋糕送給他。不幸的是，查爾斯只吃了一小口便病倒了，於是回到了城堡，好讓妻子照顧他。瑪麗非常細心，給他準備了各種讓人舒緩的飲料和湯。但他病情愈發嚴重。安娜·布倫聲稱曾見到瑪麗從隨身攜帶的一個小孔雀石匣中取出一些白色粉末，混在查爾斯的食物和飲料中。安娜小心地收集了一些食物的樣本，並將它們藏了起來。
查爾斯經歷了兩週的痛苦折磨後去世了。安娜拿出了她藏起來的樣本，當地醫生用傳統的方法對它們以及孔雀石匣中的東西進行了測試，將它們加熱。它們散發出強烈的大蒜味，並且變成黃色。據此，醫生們宣佈這些東西含有砷。對死者胃部內容物的測試也得出了類似結果，因此瑪麗被指控謀殺丈夫。
此案造成了媒體轟動，瑪麗的姨媽顯然因為擔心家庭聲譽，高價聘請了頗具名望和能力的律師邁特爾·帕耶（Matre Paillet）來為瑪麗辯護。帕耶立刻以醫生們的測試不足為由進行抨擊，作為奧菲拉的好友，他了解毒物檢測的最新進展。在奧菲拉的建議下，他堅持要進行最新的馬什測試。法院指示來自利摩日的藥劑師們進行測試。他們不想承認自己經驗不足，所以還是嘗試了這個實驗，並最終報告說沒有發現砷。瑪麗的支持者們非常高興。
檢察官對此展開反擊，他們要求著名的奧菲拉本人再做一遍馬什測試。辯方不得不同意。奧菲拉來到巴黎，在當地實驗人員的全面監督下測試了樣本，工作了一整夜。第二天下午，他在鴉雀無聲的法庭上做證說，所有樣本中都發現了砷。他解釋道，馬什測試很微妙，需要專家來操作。
瑪麗·拉法基被判死刑，後來減為無期徒刑加苦役，隨後苦役亦被減免。她在牢房中待了十年，寫出了自己的回憶錄，並與同情自己的支持者們通訊，其中包括大仲馬。後來她被拿破崙三世釋放，但不久之後就死於肺結核。直到最後，她都宣稱自己是清白的。
如果瑪麗的律師沒有訴諸馬什測試來處理案件，而將辯護立於物證是由居心叵測的安娜·布倫提供的這一事實，結果也許會不同。
無論法律上的走向如何，拉法基案清楚說明了毒理學的複雜性，這是一門同時要求技能、經驗和理論知識的科學。這一案件也打開了維多利亞時代著名的毒物審判的大門。
1842年，德國的雨果·萊因希（Hugo Reinsch）發明了一種更簡單的測試砷的方法，毒理學這門新科學似乎必然會變得越來越重要。但隨後出現了一次災難性的挫折：托馬斯·史密瑟斯特（Thomas Smethurst）醫生因用砷謀殺伊莎貝拉·班克斯（Isabella Bankes）而在倫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審。
“一個醫生墮入歧途，他就是罪魁禍首。他既有膽量又有知識。”夏洛克·福爾摩斯在《斑點帶子案》中說。他的這一觀點在維多利亞時代和愛德華時代數位接受過醫學訓練的投毒者身上得到印證。普理查德、克利、帕爾默、沃德、韋特和克里本——這些醫生殺人犯的名字讓人膽寒。
但史密瑟斯特案與眾不同。這個故事不僅關乎一位無賴醫生毒害一顆輕信之心，也關乎一位德高望重的醫學專家因為粗心的錯誤，破壞了公眾對科學證據準確性的信任。
1858年，史密瑟斯特醫生五十多歲，而他的妻子比他大近二十歲，他們乘四輪馬車抵達倫敦郊區的貝斯沃特（Bayswater），在一處供膳食的寄宿公寓租了一間房。史密瑟斯特精通水療法，這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一種醫學療法，做法是將人體上每個可能的孔口都浸在水中。他告訴女房東，他考慮在貝斯沃特開一家診所，因此希望熟悉下該地區。
寄宿處的另一位房客伊莎貝拉·班克斯當時四十二歲，有一點魅力，有足夠的金錢，還有偶爾發作的消化道病史。她非常樂意將自己的身體問題告訴醫生，史密瑟斯特似乎也樂於與她討論症狀。儘管史密瑟斯特太太對此事似乎有種奇怪的超然態度，但隨著伊莎貝拉和醫生的親密閒談時間越來越長，女房東變得不安起來。
最後，憤慨的女房東要求班克斯離開。她走了，卻是在史密瑟斯特醫生的陪同下。他們在巴特西教堂舉行了重婚儀式，然後搬到了里士滿，享受家庭幸福。
但事實並非如此。“婚禮”後不久，伊莎貝拉就病倒了，劇烈腹瀉和嘔吐。她“丈夫”對她進行了幾天治療但無濟於事後，她被送到當地的朱利葉斯（Julius）醫生那裡去。為了控制症狀，醫生給她喝了石灰水，然而情況變得更糟。因此她不斷被送到別的醫生處求診。病情越來越嚴重。一名律師被叫來，伊莎貝拉簽署了遺囑，將她所有的錢留給“我真誠摯愛的朋友，托馬斯·史密瑟斯特”。
朱利葉斯醫生和他的搭檔懷疑伊莎貝拉的疾病是一種刺激性毒藥引起的。他們拿走伊莎貝拉的一部分排洩物，帶到著名病理學家阿爾弗雷德·斯溫·泰勒的實驗室中，他也從事毒理學研究。泰勒使用簡單優雅的萊因希法對樣本進行了檢查。
他將可疑物質與鹽酸進行混合並加熱，然後將一塊銅網放進溶液中，如果存在砷，銅網會呈現深灰色。泰勒報告說，對伊莎貝拉樣本的測試結果呈陽性。
因為史密瑟斯特是為伊莎貝拉提供飲食的人，也很少離開她身邊。鑑於這一可疑情況，他被逮捕了。但他含淚告訴執法官，妻子的病情使他很難離開她身邊，她急需他的照料。考慮到這一點，他被迅速釋放。
伊莎貝拉·班克斯第二天就去世了。
史密瑟斯特被控謀殺。1859年7月進行的審判引起極大關注，因為這一案件幾乎完全依賴於科學證據。但醫學證詞出乎意料。屍檢時發現，死者已懷孕五至七週。她的腸道似乎嚴重發炎，與砷中毒的症狀一致。但對她的內臟進行檢查後沒有發現砷的存在。那砷是如何在死前還明視訊記憶體在，卻在死後消失的呢？
進一步的實驗又得出了一個令人苦惱的事實。泰勒最初進行萊因希法實驗時，他將銅網插入混合液之前沒有考慮對銅網進行測試。用過多次的銅已被砷汙染了。泰勒用自己的試劑徹底破壞了整個實驗。
辯方的幾位專家證人認為，死亡原因是一種痢疾，這位年紀較大的女士第一次懷孕，會加重病情。但經過四十分鐘的商議，法官仍做出了有罪判決，並判死刑。
醫學界立即表示強烈抗議，認為科學事實不能證明判決的合理性。唯一合法的史密瑟斯特太太顯然已從無動於衷的狀態中清醒過來，她向維多利亞女王寄去一封動情的長篇懇求信。內政大臣蒐集了一些實情，經過仔細考慮後推翻了判決。
當史密瑟斯特醫生以自由人的身份離開監獄時，他立刻因重婚罪再次被逮捕，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因此，政府的這一舉措既達到了盎格魯撒克遜法學的最高道德標準，又同時滿足了英國中產階級道德感的最深需求。
最終出獄後，史密瑟斯特醫生（顯然是個走在時代前列的人）就班克斯女士的遺產提起訴訟。他贏了這樁官司，獲得了錢，然後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有人說是在史密瑟斯特太太的愉快陪伴下。普通民眾和科學界都對“專家”證人表示嚴重不信任，很多年裡，整個醫學法理學領域都無法抹去汙點。
阿瑟·柯南·道爾出生於史密瑟斯特受審的同一年。數十年後，當他是一名醫學生時，他仍然能感受到這個案子的迴響。柯南·道爾的老師、導師和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原型，約瑟夫·貝爾（Joseph Bell）醫生對法醫界非常懷疑，據說他在參與的諸多案件中都隱藏了身份。柯南·道爾在1876年見到貝爾，這位老人敏銳的性格和推理能力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福爾摩斯的原型：約瑟夫·貝爾醫生作為一名醫學生，道爾一定密切關注了1878年的尚特雷勒案，有一些歷史學家認為貝爾醫生也參與了此案的偵破。尤金·馬裡·尚特雷勒（Eugene Marie Chantrelle）是一名移民到蘇格蘭愛丁堡的法國人。他在法國南特的醫學院待過一段時間，但沒有拿到學位。在蘇格蘭，他教法語還算成功，並與一名學生伊麗莎白·戴爾（Elizabeth Dyer）確立了戀愛關係。伊麗莎白年僅十六歲時，他們結婚了，兩個月後生下了一個孩子。
這段婚姻並不愉快。伊麗莎白飽受折磨，因為尚特雷勒經常在公共場合嘲弄說，自己用醫學知識可以將她毫無痕跡地毒殺。他們經歷了十年不幸的婚姻後，尚特雷勒不顧伊麗莎白反對，在1877年10月投保了1000英鎊。這份保險不同尋常——只有伊麗莎白意外死亡，他才能獲得這筆錢。
1878年1月2日，一名女傭走進伊麗莎白·尚特雷勒的房間，發現女主人不省人事。嘔吐出的水果殘渣弄髒了床單，房間裡有一股很重的煤氣味。意外發生了，令人吃驚。
之前從未治療過伊麗莎白的卡邁克爾（Carmichael）醫生被叫過來。短暫檢查後，他給警方外科醫生兼毒理學家亨利·利特爾約翰（Henry Littlejohn，他也是約瑟夫·貝爾醫生的同事和長期合作者）送去一張便條，上面寫道：“尊敬的先生，如果你想看到一例煤氣中毒案件，就請過來吧。”
利特爾約翰的第一印象是，伊麗莎白的症狀更像麻醉性中毒，而非煤氣中毒。他收集了一些嘔吐物，並將伊麗莎白送往醫院，這位不幸的女士在那裡去世了。
驗屍報告顯示，屍體中並沒有麻醉物，但嘔吐物中有致命含量的鴉片。這並不罕見。如果死者在服用之後存活的時間夠長，使鴉片能夠被身體系統消化掉，那麼動物組織中就不會發現鴉片的存在。
在檢查房屋時，煤氣公司發現了一個破裂的煤氣支架，並確定它是被故意損壞的。
陪審團只花了一個小時十分鐘就確定尤金·馬裡·尚特雷勒有罪。三週後，他被處以絞刑。
尚特雷勒案引起了極大的關注。許多人認為透過該案件，毒理學再次證明自己可以成為正義的武器。雖然一些研究者相信利特爾約翰在此案上諮詢過約瑟夫·貝爾，但貝爾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官方檔案中。顯然，貝爾擔心參與很多法醫案例的情況會影響他作為紳士的聲譽，故意隱藏了相關資訊。史密瑟斯特案讓毒理學蒙上了很重的陰影。除了信任問題外，毒理學家還必須應對複雜的使命感，以及每一次進展似乎都跟隨著一次挫折的事實。
現在已經可以在人體組織中發現微量重金屬的痕跡，例如砷和銻。但確定它們是如何進入體內的又是一個問題。比如，砷其實在環境中很常見，岩石、泥土，以及——直到20世紀晚期——油漆和牆紙等合成材料中都能找到它。微量的砷可以自然存在於活人體內。它是極佳的防腐劑，通常是防腐液的一種成分。埋屍和掘屍的實驗表明，人體會在死後吸收砷，因此，僅憑砷的存在來定罪很有可能會造成可怕的錯誤。
長期以來，從死亡的組織中回收植物生物鹼毒素也一直是一個主要問題，因為生物鹼通常不會留下可被檢測到的痕跡。被稱為毒理學之父的奧菲拉認為要找到它們是徒勞的。
1851年，名叫讓·塞維斯·斯塔斯（Jean Servais Stas）的比利時化學家設計了一種可以從人類遺體中提取尼古丁毒素的複雜方法，以破解與此相關的謀殺案。他將屍體的器官磨成泥狀，然後與酒精和酸混合，這能將鹼性的毒素從組織中分離出來。在他這一方法的基礎上，全世界的化學家發明出用於試驗各種生物鹼的試劑。
問題看似已經解決。但對一些據說是自然死亡的人類遺體的研究表明，人死後某些生物鹼會在體內生成。這些屍體生物鹼看起來與植物毒素同樣危險。隨後幾十年中，相互矛盾的專家證詞不斷出現。
19世紀接近尾聲時，科學家們不斷髮表他們的新發現，報紙上充斥著駭人聽聞的罪行報道，公眾對懸疑小說的興趣也不斷增長。儘管一些悲觀的評論家提醒人們，這些閱讀材料的普及會給犯罪提供更新更危險的想法，使打擊犯罪行為變得更難，但更清醒的頭腦認為這不太可能，因為大多數小說都極為不準確，小報的報道就更虛幻了。然而隨著新的和更危險的藥物出現，中毒案件的複雜性確實增加了。
1891年，紐約，名叫卡萊爾·哈里斯（Carlyle Harris）的年輕醫學生與康姆斯托克女校的一名住宿生海倫·波茨（Helen Potts）秘密結婚已近一年。康姆斯托克的其他女生被告知，哈里斯是海倫的未婚夫。哈里斯堅持這段婚姻必須保密，因為他擔心家人如果知道他上學期間結婚，可能不會繼續支援他的學業。
海倫的母親卻堅決主張要揭露這段婚姻。不出所料，海倫因此得了失眠症，哈里斯為她開了六粒低劑量的奎寧嗎啡膠囊。（在那個美好的時代，醫學生也可以開藥方。）這在當時是一種常見的鎮靜劑，是由著名的紐約藥房“麥金太爾”現訂現做的。
哈里斯拿起膠囊，但只給了海倫四粒，並指示她每晚服用一粒。她這樣做了，度過了三個平靜的夜晚。第四個晚上，她在神志失常中醒來，呼吸非常困難，瞳孔收縮明顯。學校醫生為了挽救她做出了一切努力，但還是沒能成功。
哈里斯供出了他藏起來的兩粒膠囊，經檢查證明，其中只含有允許劑量的嗎啡。海倫已下葬，但因報紙上提出太多疑問，她又被掘出調查。紐約毒理學家魯道夫·維特豪斯（Rudolph Witthaus）在女孩的所有器官中都發現了嗎啡，但沒有奎寧。這意味著她服用的最後一粒膠囊只含有純嗎啡。如果考慮到膠囊的大小，這已經過量了。藥房堅稱能夠對他們配的所有藥物負責，並且藥房方面沒有任何過失。
哈里斯被逮捕，並被指控犯有謀殺罪。調查人員得出的結論是，在給海倫的四粒膠囊中，有一粒被哈里斯換成了致命劑量的嗎啡，他作為一名醫學生，可以輕鬆獲得這一藥物。他保留了兩粒膠囊，這樣就可以在海倫服下最後一粒致命膠囊後證明自己的清白。哈里斯在1893年被定罪及處決。
《血字的研究》這一案件的情節如此複雜，讓人覺得或許受了夏洛克·福爾摩斯故事的影響。有趣的是，大偵探首次出場的《血字的研究》由J。B。利平考特出版社於1890年在美國出版，正是哈里斯案發生的前一年。與在家鄉英國相比，這本書在美國反而引起了更大的關注，也更暢銷，成為廣泛討論的話題。故事中有一個著名場景，角色傑弗遜·侯波講述他如何謀劃殺死受害者：
“有一天，教授正在講解毒藥問題時，他把一種叫作生物鹼的東西給學生們看。這是他從一種南美洲土人制造毒箭的毒藥中提煉出來的。這種毒藥毒性非常猛烈，只要沾著一點兒，立刻就能致人死命。我記住了那個放毒藥瓶子的所在，他們走了以後，我就倒了一點出來。我是一個相當高明的配藥能手，於是，我就把這些毒藥做成了一些易於溶解的小丸。我在每個盒子裡裝進一粒，同時再放進一粒樣子相同但是無毒的。”
故事中並沒有寫明毒藥的名稱，但製作方法很類似。卡萊爾·哈里斯是否讀過《血字的研究》，並從中找到了擺脫困境的方法？也有可能是一名調查人員讀了這部小說，從而意識到海倫·波茨是如何被謀殺的。
正如夏洛克·福爾摩斯在《跳舞的人》中所說：“有人發明，就有人能看懂。”
《夏洛克·福爾摩斯的科學》，【美】E。J。瓦格納/著 馮優、林燕/譯，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2020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