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加達斯的作品多將事件發生的背景設定在鄉村，試圖描繪出一副至少
表面上看似純真、靜謐、悠閒的墨西哥鄉村田園圖景
，反映了雷加達斯個人的自然主義傾向；但是在城市中，雷加達斯也堅持輔以對墨西哥日常生活的描繪。
這種日常生活並非毫無特徵，而是反映了當代墨西哥獨特的西化現狀，兼具世界性與民族性。
“我討厭電影實際上是在講故事”。
雷加達斯不止一次在訪談中透露他反對古典的電影敘事理念，並非以製造衝突和矛盾的目的來佈置情節，而是
將其展現為極為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之流，帶有極強的“紀錄片”特點。
雷加達斯的作品往往“開宗明義”，把具有戲劇性的情節或懸念在影片開頭直接告訴觀眾，使得
看起來“戲劇性”問題並沒有對他們的日常生活產生過多影響
。
比如在主要以男主人公為第一視角的《天地悠悠》開頭，雷加達斯就借男主人公之口，告訴觀眾這是一部男主角從城市來到鄉村自殺的故事，關於男主人公是否會自殺成功的懸念在觀眾的心裡建立了起來，但是卻在影片轉入趨於平淡的日常生活後消失不見。
在男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中確實有事件，但大部分看起來都是無關緊要的平凡事：
打聽前往鄉村的路，搭獵民的車去鄉村，在山間趕路，問村長哪裡有免費的住處，跟住處的主人阿森寒暄，躺在床上休息，在村子裡畫畫和散步，看村民在田園裡勞作，與村民喝酒閒聊，吃早餐，看雜誌，與阿森閒聊，曬太陽。
靜謐、純真、悠閒，恰似列斐伏爾和赫勒所向往的“前現代”的日常生活：
遠離代表著資本與社會社群的城市，勞作與休息巧妙融合。
除了發生在城市中的《天堂之戰》之外，雷加達斯的其他作品也都表現出這種“自然主義”傾向。“
我更喜歡鄉村而不是城市
”，雷加達斯不止一次在受訪中強調他對鄉村環境的偏愛，並且喜歡體力勞動生活。
《寂靜之光》開場就明示觀眾
以
戲劇衝突，這是一個在遠離城市的鄉村居住的丈夫（約翰）婚內出軌（妻子也知情）的故事，但影片接下來的情節基本是約翰一家在家裡吃飯，在田間勞務，在河裡洗澡以及約翰與朋友和父親聊天。
《柳暗花明》雖然沒有在開頭點明影片的懸念，但是
仍然大篇幅地描繪胡安一家從城市來到鄉村定居後的日常生活來組成基本的情節
：
胡安的女兒在草地上與牛狗玩耍，胡安一家在早晨的床上玩耍，胡安參加教堂懺悔會議，胡安參加家庭會議，胡安一家在家裡吃飯，胡安餵狗，胡安與妻子聊天。
除了描繪田園的日常，雷加達斯在《天堂之戰》中的城市也堅持日常風格。
影片一開始，懸念就已經發生在情節之外：馬爾科與妻子為了錢財綁架嬰兒，而嬰兒不幸意外身亡。但是影片並沒有將這個懸念作為推進敘事的中心，而是展開對馬爾科的日常生活的描繪：
監督升國旗，在地下通道賣東西，坐地鐵，開車去機場接將軍的將軍的女兒安娜回家，自己開車回家，在加油站加油，監督升國旗，好像綁架嬰兒致死的事並沒有對他造成影響。
相對於靜謐的田園日常而言，城市日常顯示出喧鬧而單調的特點
。
在雷加達斯描繪的靜謐、純真、悠閒的鄉村田園日常，或者單調的城市日常中，日常生活看起來極其平凡，剝離了特殊的地理和社會環境，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
但是，實際上在這些日常生活當中存在著一些微小的細節，如果觀眾稍微分心，就感受不到雷加達斯的日常其實極具墨西哥特色。
在雷加達斯的日常生活中，出現了大量的墨西哥文化和符號，顯示出當代墨西哥的社會劇變：墨西哥在政治和流行文化上嚴重西化，
西方文化不僅大量佔據了城市日常生活，也滲透近遠離城市的墨西哥鄉村。
比如《天地悠悠》鄉村中的代表墨西哥氣候與景觀的碩大成群的仙人掌，代表著墨西哥現代工業的科羅納啤酒；
《天地悠悠》中居民喝著科羅納啤酒聽著墨西哥流行歌曲跳舞，《寂靜之光》中遠離世俗的門諾派居民在流動麵包車上觀看墨西哥流行歌手的演唱會；
在《天堂之戰》和《柳暗花明》中
重複出現了角色觀看足球賽事和孩子們踢足球的日常生活段落
，而《我們的時光》中男主角胡安一家不僅喜歡去城市中聆聽古典樂，而且更喜歡更為傳統的牧場生活，並且迷戀源自西班牙的鬥牛文化。
《天堂之戰》中馬爾科監督升旗儀式場景中出現的碩大墨西哥國旗和馬爾科在街上看見的大量朝拜活動，顯露出當代
墨西哥雖然是一個現代民主意義上世俗（政府）高於信仰的國家
，但是在居民的日常生活當中，教會仍然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
世俗與信仰的共存狀況同樣在《天地悠悠》中的鄉村出現，在如此偏僻以至於被影片中人稱為“被遺棄的村莊”中，在村務管理上都採取了類似於西方民主選舉和議會制度的方法，但是在日常生活當中，信仰仍然大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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