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3

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實習生 張諶

近一兩年，許知遠出鏡採訪的名人訪談影片節目《十三邀》，關注度很高。他採訪詩人西川，兩人對聊詩歌談文明，話語投機，酣暢淋漓。但在節目中面對女演員俞飛鴻，他也會難掩幾分羞澀。許知遠跟李誕的對談，不同性格、世界觀也有差異的兩代人對談，也引發年輕人的熱議。其實，許知遠的“野心”，並不僅僅是透過影像表達，他有著更深沉的歷史情懷，還是要透過文字、寫書來完成。“做影片節目，我只花了30％的精力，剩下70％的精神在寫一本新書，關於梁啟超。”他說。

許知遠

2013年深秋的一天，在舊金山城市之光書店裡，37歲的許知遠對著某一書封上樑啟超像，專注地凝視著。“梁啟超正盯著我。他鼻正口闊，短髮整潔而富有光澤……嘴角掛有一絲驕傲，眼神尤為堅定。……幾年前，他還是個腦後拖著長辮的舉人，如今已經展現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風貌。”這引發許知遠對深入梁啟超世界的強烈興趣：“為何不寫一部他的傳記，藉此追溯近代中國的轉型期呢？它肯定足夠遼闊和深入，也與我的個人經驗緊密相連。”

許知遠（臺上中間坐者）

由此開啟為梁啟超作傳之旅的許知遠，開始大量蒐集、閱讀史料和研究著作。許知遠發現，梁啟超在歷史中“至關重要卻又面目模糊”。這大約與中國傳記寫作一個特點有關：對人的日常與情感，內心掙扎與交遊細節較少得到深入的展現。於是，許知遠從廣東新會茶坑村，到廣州萬木草堂，再到北京、上海及至日本橫濱，一路追尋梁啟超的足跡，以尋求歷史與現實之間隱秘而有韌性的關聯。他在茶坑村散步，品嚐陳皮製作的各種菜餚，夏日午後在殘留的萬木草堂發呆；在衰落的上海福州路上想象報館與青樓林立的昔日繁盛，在夜晚的火宮殿小吃攤上，猜測梁啟超抵達長沙的心情；或是在北京法源寺外閒坐，想象他與譚嗣同、夏曾佑熱烈的青春……

歷史的現場已經面目全非，想象也不盡可靠，但個體的情緒心思卻是可以相通的。許知遠試圖用想象啟用史料，時代的細節和情緒也因此復活。他“雄心勃勃”，計劃寫出三卷本梁啟超傳記，以“理解之同情”和“當代意識”，寫出一部近代中國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復活時代的細節與情緒，展現出幾代人的焦灼與渴望、勇氣與怯懦。”

2019年恰逢梁啟超逝世90週年。許知遠計劃中的三卷本中第一本——《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出版面世。9月26日下午，許知遠來到成都，在言幾又書店做了一場分享會。封面新聞記者也在分享會之後與他有一番交流採訪。

梁啟超是一個太豐富的人物，其所處的時代和社會也複雜難辨。畢竟不是專職研究近代歷史的許知遠，直言他寫這本書時，很多地方引用了茅海建先生對於康有為與戊戌變法的研究，湯志鈞、葛兆光、羅志田等學者的研究成果也在書寫過程中讓他受益良多。作為資深媒體人和隨筆作家，許知遠已經出版《祖國的陌生人》《一個遊蕩者的世界》《那些憂傷的年輕人》等多部作品，然而他坦陳，一旦進入繁雜的中國近代史書寫，還是覺得這是一次巨大的挑戰。他坦言，“這是我四十年來做得最難的一件事”。許知遠尤其提到，他作為一個“半路出家”的歷史研究者，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對資料的收集和考察，“最難的是我看不懂古文”。在當時的時代，維新派處於權力的邊緣，不能公然表達自己的想法，因此他們選擇用“作詩”的方式進行交流。“他們用寫詩歌的方式來對話就像我們今天長長的網路回帖一樣”，為了深度領會他們的思想，許知遠在理解這些古文上面下了一番苦工。

梁啟超的文章常常情感熱烈，縱橫捭闔，筆力激盪。他在1900年所作的《少年中國說》中，以人的少年與老年之對比，呼喚一個“少年中國”的誕生，其激越進取之精神令人振奮。梁啟超曾經身為新聞報刊的主筆，讓曾當過多年記者的許知遠尤為感到親切：一個廣州新會的鄉村少年，廣州讀書，思想上受到衝擊，接觸到康有為的思想讓他發生改變。作為一個年輕的舉人，他到北京考試，捲入當年官僚系統的生活。他到上海成為一個媒體最重要的政論作家；最後到長沙，擔任當時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梁啟超對於許知遠也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歷史人物，在他眼中，梁啟超“有時很膽怯，有時又很勇敢，有的時候非常天才，有的時候又非常笨拙，有些時候得意忘形，但大部分時候很謙虛、開放”。

作為晚清民初轉型時期的重要人物，梁啟超作為舊傳統與新思潮更迭的親歷者，即便處於現代世界的變局之中，在希望與掙扎中不斷搖擺，但梁啟超依然以開放的視野不斷探索思考，從中國語境出發，迴應了很多普遍性問題，對於科學、民族主義、個人精神等做出了獨特判斷。正如許知遠所說，“那一代人也面臨一個加速度的、技術革命與知識爆炸的時代，他應對這些變革時的勇敢與迷惘，激起了我強烈的共鳴”。在堪稱梁啟超“迷弟”的許知遠看來，“在世界舞臺上，梁啟超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應進入了塞繆爾·約翰遜、伏爾泰、福澤諭吉與愛默生的行列，進入全球最敏銳心靈的行列。他們身處一個新舊思想與知識交替的時代，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存在，喚醒了某種沉睡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