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27日，唐季珊接到張達民專程委託律師送來的信，信中寫明阮玲玉“盜取錢財，霸佔衣飾，總共價值三千餘元，並私自刻印張氏之圖章”。

阮玲玉不想把事情弄得人盡皆知，但唐季珊非要請律師指控張達民“捏造真相，有損聲譽”。

1935年1月10日，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開庭受理了此案。

在此之前，媒體界已將此事炒得熱鬧非凡，人們都興趣盎然地等著開庭時上演的“好戲”。

阮玲玉沒有辦法說服自己去面對這樣難堪的場面，所以以生病推脫，沒有出庭。

在法庭上，張達民移花接木，說自己和阮玲玉才是夫妻，而將唐季珊說成“捏造真相，有損聲譽”，唐季珊準備不夠充分，沒有拿出強有力的證據反駁，於是敗訴。

阮玲玉

兩個男人的相互較量，卻讓阮玲玉面對更大的責難。

2月27日、上海第二特區地方法院給阮玲玉發來了又一張的傳票，原來是張達民在刑事初級廳控告她霸佔和杜撰文書，在刑事地方廳以破壞家庭和通姦的罪名控告她和唐季珊。

而且這次的刑事訴訟要求被告必須到場出庭，還要被告在審判臺右角一個高度快沒過胸前的方形木桶內站著訴訟還規定了“庭諭交保”，即為確保下次傳訊到案不逾時，被告必須找一個店面來為自己的信用擔保。

這天，還沒有開庭，法院門前就已被人流擠得水洩不通，到處都是聞訊前來看熱鬧的人阮玲玉就這樣一個人在眾目睽睽之下忍受著他人的議論，簡直讓她無地自容雖然這次開庭並沒有出審判結果，但電影界、新聞界已經輿論譁然。

阮玲玉

各報撰寫了大量的篇幅來報道阮玲玉周旋在兩個男人之間那些風花雪月故事，這些報道的名字也是半真半假，充滿了對事實的歪曲，以及對當事人的打擊和辱罵，就這樣，一個個莫須有的罪名扣在了阮玲玉的頭上輿論界為什麼會對阮玲玉狠心到這麼不講情面呢？

原因是案件發生的那段時間，正好上映阮玲玉主演的電影《新女性》。

《新女性》以女演員艾霞自殺的故事為藍本，批判了社會的陰暗醜惡和小報記者的流言蜚語。

這是蔡楚生在《漁光曲》獲得巨大成功之後，再次推出的一部上乘之作。

蔡楚生對阮玲玉的表演直都很欣賞，也是幾經週轉之後才邀請到阮玲玉擔任影片的女主角。

蔡楚生當然做夢也不會想到這部影片會帶給阮玲玉深遠的影響，以至於只有結束生命才能從痛苦中解脫出來。

阮玲玉

事實上，在《新女性》中，阮玲玉的表演依舊是光芒耀眼的，但這部影片後來卻成了導致她走向死亡的一個推動力。

《新女性》影片對黃色小報記者的無恥心理和以汙衊為榮的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招致了某些記者異常不快的強烈情緒，所以他們藉機雪上加霜，把阮玲玉置於更加難堪的境地在阮玲玉看來，生命首先最重要的，然後是聲譽、事業和愛情。

對愛情的憧憬已經破滅，沒有更多奢望的阮玲玉，如今又面臨身敗名裂，事業毀於一旦，她感到人生再無望了。

3月5日，阮玲玉像往常一樣走進攝影棚，完成了影片《國風》的最後幾組鏡頭的拍攝。

3月7日，阮玲玉又補拍了《國風》的內外景戲。

晚上，阮玲玉出席了聯華公司總經理黎民偉為美國音響師史堅納舉辦的宴會。

期間，她多次舉起酒杯，談笑自若。

阮玲玉

宴會結束後，阮玲玉笑著與眾人說了聲再見後離開了，誰也沒察覺她與平時有什麼不同。

那晚阮玲玉從黎宅離開之後，又到揚子飯店與唐季珊等一些人一起去跳舞。

3月8日凌晨一點，阮玲玉和唐季珊才回到新閘路沁園村9號的家裡。

他們回家的路上是一直伴隨著爭吵的。

到家後，阮玲玉囑咐女傭給幫她籌備一些宵夜，一邊進了樓上的臥室。

她囑咐唐季珊說先睡，自己隨後就來。

可是到了第二天，阮玲玉留給人們的只是一封寫滿指控的遺書。

1935年3月8日，這位中國默片時代的無冕影后阮玲玉，在無比的落寞與孤寂之中默默死去。

她生如夏花一般光彩奪目，離開時卻又如此讓人猝不及防。

阮玲玉

一個普通女子只擁有二十多年的生命本身已經可以讓不少人感慨憐惜，更別說是一個曾經如此燦爛、溫婉的生命阮玲玉的人生遭遇確實是一種很大的悲哀。

幾年來，在張達民的陰影籠罩下，阮玲玉壓抑痛地生活，分開之後還要每個月付給他一百元生活費，後來又遇到唐季珊這樣一位善於偽裝的虛的人。

但，即使是虛情假意，對阮玲玉這樣缺愛的人也曾有過慰籍當唐季珊與阮玲玉一起行走在街上，有多少人投來嫉妒的眼神。

可又有多少人能夠知曉阮玲玉心裡的不安和害怕。

而同時，她的自愛，她對於輕生展現出來的膽量卻又是非常讓人感到震懾與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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