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說到“巫蠱之禍”，任安下獄，太史公解釋回信遲到的原因：
史記版本
一是司馬遷於太始元年（前96）侍從漢武帝東來，擔負的事物繁多，確實沒有空閒來回信。太始四年（前93年）三月，漢武帝東巡泰山，四月，又到海邊的不其山，五月間返回長安。司馬遷從駕而行。在我們的常識中，只知道他是太史公，其實，這是司馬遷比較看重的一個名分，他還是中書令，也就是宦官，侍奉漢武帝。
二是時間緊迫，任安犯死罪，馬上到行刑的十二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三個月，依照漢律，每年十二月處決囚犯。司馬遷憤懣的心事無法對他言說，如果不會信，心中的話一定說給任安，對不起他的好朋友，那麼即將被處決的任安會遺憾終生。就簡略為他說明原因，希望他不要責備、埋怨。
其實，司馬遷的謙辭，回信洋洋大觀，慷慨激烈，唏噓欲絕，直達肺腑。
史記點評本
君子的五個標準
司馬遷認為，加強自我修養，是有智慧的象徵；樂於施捨，是行仁德的開端；索取與給予得當，是守道義的標誌；如何對待恥辱，是判斷一個人是否勇敢的標準；樹立好的名聲，是品行的最高準則。志士有這五種品德，然後就可以立足於社會，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
這五個標準，層層深入，從一個人的自我修養，到樂於施捨，索取還是給予，對待恥辱，到最後一個人擁有好的名聲，就是品德的最高標準。正如清代
李晚芳
評論：“此篇與《自序》，俱原作史之由。《自序》重承先繼聖，此重惜死立名。”
確立了君子的標準，那麼他是君子嗎？緊接著，司馬遷列舉了人生最痛苦四樣樣事：禍患比貪利悲慘，心靈受創無比痛苦，祖先受辱是最醜惡，宮刑最恥辱。這在歷史上，一直是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作者舉例來說明，他所遭受的心理上、情感上、心靈上的屈辱是多麼巨大。孔子受到恥辱離開衛國，是因為衛靈公和宦官，商鞅入秦時，由宦者引薦，爰盎輕蔑漢文帝故事，就連普通人都對宦官感到恥辱，對於他一個有志氣的人呢，那就更是加倍的恥辱了，這一點誰能懂得他的心境，恐怕朋友任安也未必能理解吧。
他極端重視名節，而恰恰卻不僅得不到，而且是極端悲慘的名聲。
苟合取容，豈能推賢進士
只能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性命，哪有資格推賢進士。司馬遷講了四層原因。
首先，從身份和地位講，一個宦官怎麼能有資格向皇帝推薦人才呢。“朝雖乏人”，儘管再沒有人去向武帝推薦，挽救你性命，但是，也輪不到一個地位卑賤的宦官說話。他之所以成為宦官，還是依靠先人遺業，才能夠在京城任職。
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對上不能對君王盡忠和報效信誠，而獲得有奇策和才幹的稱譽，從而得到皇上的信任。
其次，又不能給皇上拾取遺漏，補正闕失，招納賢才，推舉能人，發現山野隱居的賢士。
再次，在外，不能參與軍隊攻城野戰，取得斬將拔旗的功績。
從最次要的方面來看，又不能每日積累功勞，謀得高官厚祿，來為宗族和朋友爭光。
這就是說，漢代的官員選拔任用制度上說，統治者為選拔出德才兼備的人才出任官吏，當時實行了以薦舉和考試為主的選拔方式。具體包括察舉、徵辟、上書拜官，還有任子、廕襲、貲選等方式。
察舉是
漢代
選拔官吏的重要方式之一，即由皇帝下詔責成中央和地方長官選舉賢能，向朝廷推薦出任官吏。至
漢武帝
時期，規定每年在二十萬人口中要薦舉一人，送中央以備錄用；被選薦的範圍也不斷擴大，有特別才幹和奇異能力的人也都在選薦範圍之內。
舉孝廉。 漢武帝時期，要求各地方官員，必須按各地人口數推舉相應的“孝廉“，到了中央以後，再經過相應程式，統一安排使用。
任子和廕襲是指二千石以上官吏，任滿三年可保舉一人為郎。司馬遷的官職應該是廕襲。
所以，在這裡，司馬遷委婉地告訴任安，他做不到像武帝推薦豪俊，也就是無法挽救他。只能狗苟蠅營，和環境一致，沒有能力去說誰好，誰不好。
評點本
尚何言哉！
以前，作為一個地位低下的大夫，還有地位，沒有多說什麼東西。今天，他地位微賤，怎麼能告訴武帝天下是非，讓那些朝廷大臣、名士、君子不是感到羞辱嗎？那些是非的問題正是大臣、名士、君子的職責所在。
傷疼之極，傷疼之極啊，當年心氣那麼高的人，戴罪之身已經二十年，淪落到今天的卑微地步，還有什麼可說的，還有什麼可說的啊？
能夠著《史記》的人，才能和志向是多高啊，然而，今天卻到了這個慘痛的地步，處處、句句都是作者滿肚皮拂鬱不平之氣，藉此發洩。書中“舒憤懣”是此本旨，故篇中處處皆憤懣之辭。
錢鍾書在《
管錐編
》評論說：“此書情文相生，兼紆徐卓犖之妙，後人口沫手胝，遂多仿構。”後世學者，模仿此文者甚多，李陵、劉知幾、楊惲都得其妙。
瀉瓶有受，傳燈不絕。
作者簡介：南山，涼州一介書生，以閱讀和作文為兩隻手，盡良心教育。閱讀，體驗人生，寫作，抒發性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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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本
史記插圖太史公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