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性。首先，俗語文學化的深刻性在於能揭示事物的本質。周德清在《中原音韻》“作詞十法”中指出，“未造其語，先立其意；語意俱高為上。”立意高超脫俗，並非平庸鄙見，出語才能俗而不俗。即如中國古代戲劇曲文中常用比喻手法，描情狀物，寫人表意。不管是明喻、暗喻，抑或借喻，都以文淺意深為上。關漢卿《竇娥冤》第三折〔滾繡球〕曲一向為人傳誦，就是因為竇娥將朝暮懸於天空的“日月”比喻君臨天下的皇帝，將鬼神比喻成掌握百姓生死大權的官吏，把天地比喻成能夠分辨清濁的清官，但是“沒來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憲”的嚴酷現實，使她清醒地認識到貪官汙吏賢愚不分，清濁不辨，封建說教宣揚善惡有報，但是善良無辜者卻慘遭蹂踐，死於非命；行兇作惡者，卻逍遙法外。

因此，她呼天搶地，痛苦呼號，對封建等級社會提出了強有力的控訴。整段曲文，通俗易曉，即使其中唯一的盜拓顏淵的典故也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她對封建社會的本質的深刻揭示，聳觀聳聽，感人肺腑，毫無浮淺鄙俗之感。曲中的比喻、排比，顯系文學加工。他如《陳州糶米》中張撇古斥罵貪官汙吏為“都是些吃倉糜的鼠耗，咂膿血的蒼蠅”，把忍無可忍、終於挺身反抗的百姓比喻為“柔軟莫過澗溪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聲”；《琵琶記》第二十一出《糟糠自咽》中兩支〔孝順歌〕，把趙五娘與蔡伯嘈比喻成“糠與米”等，都是俗而不俗、深刻感人的形象比喻。

再者，俗語文學化的深刻性還在於它具有犀利的諷刺力量。本來，周德清是將“譏消語”視為劇中“不可作語”，主張不宜用的。不過，他又說，“譏消語，諷刺，古有之。不可直述，託一景，託一物可也。”（《中原音韻》）古代戲劇中，也選用過一些歇後語，大多為插科打諢，以增強戲劇的娛樂性，但有的也是譏消語，具有深刻的諷刺力量。雜劇《陳州糶米》第一折，“（楊金吾雲）俺兩個清似水，白如面，在朝文武，誰不稱讚我的？（正末唱）〔上馬嬌〕哎，你個蘿蔔精，頭上青。（小衙內雲）看起來我是野菜，你怎麼罵我做蘿蔔精！（正末唱）坐著個愛鈔的壽官廳，麵糊盆裡專磨鏡。（楊金吾雲）俺兩個至一清廉有名的。（正末唱）哎，還道你清，清賽玉壺冰。”在亢旱三年，六料不收，黎民百姓，幾至相食之際，權豪勢要劉衙內之子小衙內、之婿楊金吾名為賑濟災民，實際卻是私提銀價，小鬥出集，摻糠使土，從中苛剝。

因此，劇中透過他們自己和張徶古之口，予以諷刺揭露。整段曲白，用了三個歇後語，“蘿蔔精，頭上青”，歇前歇後兩部分完整運用；“清似水，白似面”，則省略已為人熟知的歇後部分“水面打成一片，糊塗成一個蛋”；“麵糊盆裡專磨鏡”，也是省去了歇後部分“越磨越糊塗”，這就將通俗生動的俗語，變成了深刻諷刺貪官汙吏的文學語言，自然富於表現力。另外，俗語文學化的深刻性還在於啟發聯想，引人深思。一般說來，某些俗言理語，看似平淡無奇，但在經過文學加工之後，能夠引人深思，給人啟迪，也就俗而不俗了。雜劇《燕青博魚》第三折中，燕青讓燕大親眼目睹了楊衙內與燕大之妻王臘梅通姦的事實，要替燕大將姦婦殺死，燕大貪戀“寒冬焐腳”的情意，猶豫不決。

結果為逃走的姦夫楊衙內領兵前來將燕青燕大綁了，要“下在死囚牢裡”，於是燕青唱道“則你個紙做的瓶兒，怎拔乾的井；蠟打的鍬兒怎撅就的坑……只等的高叫開刀和那聲，方才道悔不當初，你可便懲時節省”。前四句既是比喻，又是兩個歇後語。一旦用於曲中，便能深刻揭示不能姑息養奸，否則便要貽害自身的人生哲理，能夠使人聯想起日常生平經歷中耳聞目睹的類似事件，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事實證明，中國古代優秀劇作中，那些經過加工提煉的日常俗語，總是能夠啟發讀者或觀眾的聯想，使其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層層深入，看到或想到字面之外的東西，具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魅力。

《趙氏孤兒》第一折，程嬰以藥箱暗藏趙氏孤兒，於趙府門外被韓厥搜出時，韓厥唱有〔金盞兒〕曲：“見孤兒額顱上汗津津，口角頭乳食噴，骨碌碌睜一雙小眼兒將咱認，悄促促箱兒裡似把聲吞，緊綁綁難展足，窄狹狹怎翻身？他正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所寫藥箱中嬰兒之所以如此情狀逼真，逗人喜愛，與連用“汗津津”“骨碌碌”“悄促促”“緊綁綁”“窄狹狹”等疊詞大有關係。自然也就使欲救嬰兒的韓厥的忠義同情之心更為突出。而使讀者或觀眾，也就自然想到，權奸屠岸賈在將趙氏滿門誅盡殺絕之後，連這樣一個可喜可愛的無辜嬰兒，也要荼毒，舉國上下這樣的嬰兒也無一能夠倖免，足見權奸是何其殘忍；而程嬰冒死救之，不惜犧牲親子；韓厥冒死放之，不惜自劃其身。他們捨生取義、除奸復仇的精神又是何等難能可貴，感人之至！給人的啟迪和教育，已絕非僅只是字面的蘊涵。俗語文學化確實具有了深刻性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