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透人心的方法，總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是明摸，有的是暗摸，有的是旁摸，有的是側摸，總之一句話，要摸到人的心坎上；反之就會做事不到位，說話不到點。是《菜根譚》說：“在現實生活中，並沒有誰標榜自己的個性是外露還是含蓄，也不可能隨便給誰貼上標籤。相反，大多數人卻在追求外露型與隱忍型兩種合一的為人規範。給人留下直爽印象的人，骨子裡可能隱藏著什麼不便明言的小秘密，而那些讓人老覺著陰險的人，則可能張口就稱自己是個直腸子。

其實，這就是一種深藏不露的處世哲學。有些人為了達到出人頭地的目的，韜光養晦’，長線投資。這類人中不乏‘忍辱負重，臥薪嚐膽’之徒，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他們常以聖人般的言行出現在人們面前。生活上，勤儉克己；工作上，推功攬過處世上，左右逢源。但一旦自己變了，就會變本加厲地尋求補償。劉墉在做官方面也確實有一套成功的經驗，這就是以皇上之心為心。

雍乾時代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徵就是，竭力抹煞臣僚的政治人格，以皇帝的是非取代臣僚的是非。雍正帝和乾隆帝都特別強調臣僚要與皇帝“一德一心”。所謂“一德一心”，就是反對臣僚進行獨立思考，惟皇帝之令是從，雍正帝對此說得十分清楚。大，雍正要求臣僚“惟知有君”，“以公滅私”。所謂“公”，其核心內容是忠君，所謂“私”，指的是朋黨之私、兄弟之私乾隆進而將臣僚視為僕從。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乾隆因布政使周元理在奏摺中未稱“奴才”而降旨斥責。清代，旗人官僚一般對皇帝自稱“奴才”，漢族官僚則稱“臣”。在旗人看來，“奴才”一詞能反映他們與皇帝之間特殊的民族感情聯絡，及政治隸屬關係，具有滿洲傳統主奴之間的親近色彩。

而在一般漢族士大夫看來，“奴才”則具有卑賤之意，不如“臣”更能反映君臣之間明確的政治等級和義務，更能體現人臣的人格尊嚴。乾隆明確表示，“臣”並不比奴才為尊，二者本質一樣，“臣僕本屬一體，均系奉上之稱。字義雖殊，其理則一。此次三人會奏之折西寧名列在前，既稱奴才，則達翎阿、周元理自當連名直寫，又何事妄生區別其間呢？如果說周元理不屑隨西寧同稱，有意立異，是視周理身份太高，諒他也不敢萌此念。

但此等節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達事理耶？可笑之至！”甚至對紀昀這樣名重一時的學問家，乾隆也任意貶斥，斥之為“無用腐儒，原不足具數”，何況其他？劉墉以皇上之心為心的具體做法有許多，突出的是他執行文字獄政策不遺餘力。同時，他雖然看到當時的政治腐敗已十分嚴重，但心中有數口不輕言，而且極盡奉承、歌頌，讓乾隆感覺他是一個毫無主見的人。出生於齊魯大地的劉墉，既有性情倔強的一面，也有飽經仕宦風霜，老於世故的一面。

乾隆明確表示，“臣”並不比奴才為尊，二者本質一樣，“臣僕本屬一體，均系奉上之稱。字義雖殊，其理則一。此次三人會奏之折西寧名列在前，既稱奴才，則達翎阿、周元理自當連名直寫，又何事妄生區別其間呢？如果說周元理不屑隨西寧同稱，有意立異，是視周理身份太高，諒他也不敢萌此念。但此等節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達事理耶？可笑之至！”甚至對紀昀這樣名重一時的學問家，乾隆也任意貶斥，斥之為“無用腐儒，原不足具數”，何況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