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各偽命官在進入宋朝前後的差別境遇有哪些，對當時有什麼作用？

宋朝初年，對這些偽命官的態度同樣貫徹了其一以貫之的“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治國方針，即在充分利用這些偽命官才能的同時對其進行充分的防範。因此，正如上文所闡述的那樣，實際上，宋廷在大量吸收割據政權的偽命官納入中央、充實地方的同時，也採取了許多的防治措施，最為明顯的應該屬在地方設定通判監督的管理措施了，乾德四年十月，宋太祖透過設定通判的方法幫助偽命知州們管理地方相關事務，但是正如眾多學者所提到的那樣，通判的設定一方面監督限制了偽命官們在地方的具體行事，同時也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是北宋朝對偽命官們具體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

除了對地方偽命官透過設定通判進行監督限制的方法外，從那些在中央任官、更為接近宋朝權力中心的偽命官們身上，我們可以更加直接地看出代表這個新政權的君主及一眾臣僚們的態度差異。宋太祖對後蜀等割據政權君臣奢靡誤國的行為是深惡痛絕的，以至宋人在相關論著中亦對偽命君臣的奢靡，和不當的君臣關係等導致亡國多加批判，其曾列舉稱道嚴厲斥責偽命官們的不務正業和失於職守。在以宋太祖為代表的新朝政權中心眼中，不僅僅是其君主，偽臣們對其所原屬政權的最終滅亡也應當負有重大責任。正是因為有這樣“庸臣亡國”的思想在前，使得宋廷對這批“舊臣新僚”的最初態度是極度不信任的，這種猜忌的心理一直潛移默化地影響和指導著宋朝中央對這些入宋偽命官在思想態度、言行舉止，以至方方面面的要求和限制。

實際上，偽命官入宋後所受到的對待也是因人而異的，這裡不止是說不同偽命官的待遇差別，同時也是指宋朝中央各臣僚等的態度差異。首先，所屬政權歸附宋朝的方式從一開始就決定了他們的基本待遇差別。顯然那些被迫投降的偽命官們就沒有這樣的好的待遇了。如果說歸附朝廷的方式，不管其所屬政權是屬於被迫投降。隨著逐漸融入宋朝官場生涯，真正有學識有才華的偽命官們在日常生活中基本都會受到仰慕和敬重。

偽蜀官員初入宋，因不被知曉才學而受到奚落，這樣的事雖然也應該不是特例，但如徐鉉這般的江左名臣歸朝，則從一開始即“為中朝士大夫所重”，其時，朝中官員多願與之結交。宋朝官員們對徐鉉這個南唐舊臣的禮遇，為徐鉉個人的才學和節操所折服，而非拘泥於他相對尷尬的偽命官身份和處境。宋朝中央對偽命官們的主要態度是以“防治”為主的，此思想深刻影響了其在處理偽官問題時的具體措施，不止是在管理上，更是在思想上，宋廷都在努力塑造偽命官對於新朝的忠誠。而對偽命官們來說，他們本身的才學和名望也是他們入宋後所受待遇的一個重要考量因素，真正有才識的人更容易擺脫舊朝臣子的身份而受到禮遇和尊敬。

在官員一生的仕進道路上，重要的不僅僅是個人的官職升遷和政績，當然也應該包括官員在為官過程中所取得的包括學術等在內個人成就，有的時候官職雖然不能帶來相關實際職權，卻可以為個人成就的實現提供堅實有利的環境等資源影響。在所有已知偽命官中，從他們的任官經歷來看，排除擔任一些高品級而無實際職務的文武散官之外，來自南唐的張洎，完全稱得上是入宋偽命官在北宋擔任高官的代表。作為一名偽命官，張洎在新朝的官職不僅超過了在南唐時的最高任職，而且做到了參知政事這樣的高位，同時，與其在新朝豐富的任官經歷相符的，是他在新朝所從事的實際職務。

除了像張洎這樣少數在中央擔任高官的偽命官外，還有一部分偽命官長期委任於天文、計司等官署，掌管著貿易、賦稅、財政、司法等，他們所擔任的職務，可以說是真正滲透國家的根本，引導著整個宋朝的發展和走向，一點一滴左右了黎明百姓的平常生活。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南唐的林特和魏羽。在偽命官們的仕途過程中，不管他們在入宋前是否曾經在地方有任職的經歷，歸附宋朝後，這些中央官們除了要在中央就任外，同時也必須以和本朝同僚一樣，以中央官身份來擔任地方知州、通判等，而這種情況在偽命官中不在少數。

偽命官都憑藉自己的才華，不僅有機會參與相關著作的編纂，同時也透過自己的學識來獲得宋主的賞識，從而有機會可以參與中央事務。由於統一戰爭的不斷勝利，北宋的國土不斷得到擴張，對地方管理的需要促使北宋留任了一大批偽命官，宋朝中央充分利用這批富有經驗的地方偽命官們來實現對地方有效的管理，宋朝中央對於這些遠在地方的官員們的監管也是相當嚴格的，甚至對於通判的人選，也曾經提出具體禁令。大多地方偽命官的仕途也是十分艱難的，除了一部分可以獲得入職中央的機會。以及入宋後的巨大落差，地方偽命官們在宋朝不僅受到更嚴格的管控，而且即使是在入仕後的仕履之路亦是艱辛非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