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皆退，則軍氣餒而賊氣盛，不但邊難以自保，即北路袁甲三、翁同書各軍，亦覺孤立無援。是安慶一軍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域性，將來即為克復金陵之張本。此臣反覆籌思，安慶城國不可遽撤之實情也。

可見，曾國藩提出不移軍徑赴蘇、常的理由，主要是從全域性戰略的高度立意，堅持以上制下，而免“從東路入手”，以致“內外主客，形勢全失”。

他明確以江南大營的覆敗為例，這當是很能戳痛清廷心窩的事情。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不致廢棄先前已與胡林翼共同部署的“圖皖”軍務，以之作為所謀戰略全域性中最為關鍵的近期目標，意味著要等在達到這一目標後再謀圖下一步行動。

實事求是地說，這並不完全是藉故推諉，確有其戰略謀劃上的一定合理性，而不像清廷諭旨中表現出的那樣，窘急之下只看表面和眼前而難免顧此失彼的權宜佈置。

當然，曾國藩既然受命“權制兩江”，他也不能不為履行此職的需要有所表示，上奏中承諾“帶兵過江，駐紮南岸，以固吳會之人心，而壯徽、寧之聲援”，說是“無論兵之多寡，將之強弱”，南渡“不敢稍級”。

並且言明“現定於十日內拔營渡江，駐紮徽州、池州兩府境內”，具體軍事部署：“擬於江之南岸，分兵三路：第一路由池州進規蕪湖，與楊載福、彭玉麟之水師，就近聯絡；第二路由祁門至旌（德）、太（平），進圖溧陽，與張芾、周天受（按：原湖南提督）等軍就近聯絡。

第三路分防廣信、玉山，以至衢州，與張玉良（按：原江南大營統將）、王有齡（按：時浙江巡撫）等軍就近聯絡。”又言明在不撤安慶之圍的情況下，函商官文、胡林翼“酌撥萬人，先帶起程＂”，同時派員回湘招募新勇，然後再部署“進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