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以明代為依託，反映的卻是十八世紀前後社會生活的整體風貌。書中主要寫了一群文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從各個層面揭露了與他們息息相關的八股取士制度、封建道德弊端以及其他社會問題。除了描寫不同型別的知識分子之外，小說還寫到兩類特殊人群——青樓女子與和尚。這兩種人，一種是與世俗密不可分；一種應是遠離世俗。但是，在《儒林外史》中，他們的需求，都是芸芸眾生對慾望的折射。第五十三回，寫了一段公子哥陳木南與青樓女子聘孃的愛情故事。聘娘是來賓樓的妓女。不僅長得美，而且心氣很高。“人生在世，只要生的好，那在乎貴賤。難道做官的有錢的女人都是好看的？”聘娘對美貌是非常自信的。她認為自己的美貌，可以幫助她改變命運。當時的風氣是，青樓女子也想與名士來往，覺得這樣做可以“破破俗”。聘孃的美貌，引得遠近的名士都踏破了門檻。但是，她並不滿足。她最想結交的是做官的。陳木南是國公府的表親。國公府豪奢非常，但是，陳木南並沒有錢。他在南京的花銷都是靠國公府的接濟。這一點，聘娘是不知道的。她以為陳木南既然是國公府的親戚，自然是要做官的。陳木南為了得到聘娘，也向她信誓旦旦：“再過一年，我就可以得個知府的前程；你若有心與我，我將來和你媽說了，拿幾百兩銀子贖了你，同到任上去。”吳敬梓在書中別有用下地寫了聘孃的一場夢——夢中聘娘終於實現了官太太的夢。穿著鳳冠霞帔，上了轎子，隨著下人們到國公府。可是，在路上，一個黃臉尼姑將她從轎子裡揪了出來，大聲呵斥：“這是我的徒弟，你們抬她到哪裡去。”這場夢，是對聘孃的暗示，也是對世人的警示。聘孃的女性意識的覺醒，渴望改變命運，這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很可惜，她不能識人。錯將終身託付與陳木南。陳木南是一個繡花枕頭。他沒有錢，所以不能常常去來賓樓。聘娘為此得了相思病。陳木南不願露出窘迫，又賒賬買人參、黃連。手頭更加拮据，後來乾脆負債逃跑了。聘孃的官太太夢徹底破碎了。萬念俱灰之下，真的剃了頭，出嫁做尼姑去了。聘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下層女性對改變命運的渴求。由於時代的侷限，她們只能將希望寄託在男性身上。與聘娘經歷相似的，還有杜十娘。花魁杜十娘，被李甲欺騙了感情，一怒之下沉了百寶箱，自己也跳河自盡。不同的是，杜十娘追求的是自由和愛情。當發現自己追求的愛情只是一個幻象時，剛烈的她選擇玉石俱焚。而聘娘不一樣，她和陳木南之間並沒有愛情。他們只是交換關係。陳木南貪戀的是聘孃的美貌。聘娘愛的是陳木南給她編織的官太太的美夢。說到底，聘娘要的是金錢與權勢。當沒有錢的名士想要和她談詩詞歌賦時，她一改平時的溫柔可親。大笑道：“我們本院的規矩，詩句不是白看的，先要拿出花錢來再看。”所以，這些青樓女子結交名士，只是個花頭，是個幌子。真正的目的，是想透過這些名士才子，滿足自己的名利慾望。聘孃的悲劇，是當時環境的必然產物。同時，也有她自身的弱點。也許，聘娘看破紅塵，遁入空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作者對於聘娘，同情大於厭惡。相反，對於虛偽無恥的陳木南，他是沒有一絲好感。男性世界裡，他們的惡是從骨子裡流露出來的，是本性，是主動的。而女性世界裡，她們的悲劇來自男權世界的壓迫，是受騙的，是被動的。吳敬梓筆下的和尚，除了甘露僧之外，沒一個好貨色。第一個出場的是觀音庵的和尚。周進在鎮上教書，幾戶人家湊錢讓他在觀音庵代夥。和尚昧下了大部分夥食費，給周進準備的是一碟老菜葉，一壺熱水。不僅如此，周進還要負責打掃衛生。王舉人撒落在地上的“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周進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這個和尚很狡猾。面對鎮上人指控他昧下了香火錢。他只是不說話，端茶送水，陪著小心。這就是他做事高明之處——只要不承認，別人奈何不了。第二個出場的是為范進母親做法事的和尚。觀音庵的和尚，是從側面帶出。這個和尚就從正面下筆了。寫他的外貌：“把衣服脫了一件，敞著懷，腆著個肚子，走出黑津津一頭一臉的肥油。”這哪裡是一個出家人的相貌，活像一個屠夫。再寫他做的事：佃戶何美之告訴他家裡有酒有火腿，不覺口水往下流。也不顧出家人的規矩，既不戒酒，也不戒肉。席上還有女人也不迴避，脫了衣服，大吃大嚼。第三個是向鼎處理的一個案件。案件中的和尚利用佛教裡的轉世之說，行詐騙之事。這個和尚簡直就是一個無恥的騙子。他將鹽擦在頭上，看到極肥的牛，就跪在牛前，讓牛舔他的頭。牛舔了鹽會流眼淚。他就說這個牛是他父親的輪迴轉世。硬要別人把牛給他，要到手之後，就將其賣掉。第四個是在二十八回出場。諸葛天申找房子找到了和尚處。討價還價了半天，和尚一釐錢也不肯讓。然後，借罵小和尚來諷刺這些窮文人：“不掃地，明日下浮橋施御史老爺來這裡擺酒，看見成什麼模樣。”他這裡接待的都是有權有勢的人。這些人，是和尚炫耀的資本。對於窮文人，和尚是一點都不放在眼裡。甚至，他還諷刺他這裡住的人都是帶著僕人住的。這個勢利眼的和尚，早就看出他們沒錢租房，更沒錢請下人。他的趨炎附勢，捧高踩低的下賤模樣，作者也狠狠地諷刺了一下。“將來外面呢在這裡住，豈但買辦廚子是用兩個人，還有牽一頭禿驢與那買東西的人騎著來往，更走得快！”這四個和尚，分別象徵了貪婪、粗俗、無恥和勢利。他們代表了佛門，但是沒有宗教信仰，更沒有做人的底線。包裹他們的只有世俗的慾望。作者對一些庸俗的文人尚有一絲體諒，但是對這些和尚，他卻是毫不留情地鞭撻。1733年，吳敬梓離開了安徽全椒老家，搬到南京住。在南京，吳敬梓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修泰伯祠。為了修建，他花盡了自己的財產，以致後來窮困潦倒。生活窘迫的吳敬梓，在情感上更能和下層百姓親近。他在描寫這些人物時，也能從客觀的角度去還原他們真實的生活面貌。我們在看這本書時，彷彿是有一面鏡子，在裡面照見了自己。正如黃人所評：“《儒林外史》之寫社會中種種人物，並不下一前提語，而其人之性質、身份，若優若劣，雖婦孺亦能辨之，真如對鏡者之無遁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