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維北伐是對是錯是力挽狂瀾延續國祚, 還是窮兵黷武加速滅亡！

又一孔明——諸葛武侯的優秀接班人姜維（6）主筆：我方作者劉煒

蜀漢後期姜維的多次偏軍西入與大舉北伐，最後被證明是無法改變歷史走勢，結果上是徒勞的。軍事上來說，擊破郭淮、迎回治無戴、斬殺徐質乃至大破王經等戰果雖然也曾一度重創曹魏，但只是削弱了曹魏對隴右地區的統治，卻未真正達成“隴以西可斷而有”的戰略目的。

既然如此，那麼北伐本身是對還是錯，是力挽狂瀾延續國祚還是空費國力加速滅亡，後世一直爭論不休。可以肯定的是，武侯並沒有看錯人選，姜維作為武侯北伐的繼承者，本人具備十分優秀的軍事能力，不管是早期的偏軍西入還是後期的興軍大舉，都是以弱攻強，在面對曹魏郭淮、鄧艾等名將時仍能抓準戰機，斬殺討蜀護軍徐質拔民還蜀、大破雍州刺史王經殲敵數萬，並將沓中在內的部分隴右領土納入蜀漢勢力範圍，已實屬不易。不過，小國不顧一切和大國拼消耗，確實得不償失。曹魏邊境的軍事重鎮中合肥、襄陽兩處防吳，防蜀僅祁山一處，魏、吳間戰事的頻率也超過蜀漢。由於姜維屢次出師損耗國力，並最終致使曹魏防守重心逐漸西移，更改了攻滅次序，需要承擔部分亡國責任。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一將守關，萬夫莫開”，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所以有這樣一種說法：如果姜維沒有頻繁北伐，而是如費禕那樣扼守天險閉關保國，蜀漢即使不能傳位百世，但也絕不會在孫吳前面滅亡。這個觀點雖有道理，但更需要兩個前提，這兩個前提也為蜀漢是否應該不斷北伐提供了參考答案。

首先，在《三國志·魏書·劉放傳》裴注引《孫資別傳》中完整的記錄了一件事：早在蜀漢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武侯上《出師表》進駐漢中時，魏明帝曹睿就有先發制人出軍伐蜀的打算。曹睿徵求群臣意見，散騎常侍孫資認為不妥，以魏武帝曹操當年入漢中討伐張魯和救出夏侯淵殘部兩事為例算了一筆“伐蜀”賬：如果進攻漢中，此去道路險阻，前方征戰的精兵、後方從事運輸的人員以及需要另行調撥防吳的兵力加在一起需要十五六萬人，規模如此龐大的調動必然會導致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根本就是得不償失，不如“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強寇，鎮靜疆埸，將士虎睡，百姓無事”，等到數年之後“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可以不戰而勝。曹睿聽後表示認同，打消了伐蜀的念頭。

孫資的意圖十分明顯：論閉關養民，地處西南一隅的蜀漢決然拼不過國力超其數倍的曹魏。魏晉交替時名將羊祜在《請伐吳疏》中也指出靠險阻保國的先決條件便是必須與敵國沒有過大的實力懸殊，否則“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1。換言之，在實力懸殊過大的情況下，費禕那種不思進取式的閉關守險毫無意義。

姜維第五次興軍大舉的蜀漢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曹魏徵東大將軍諸葛誕於淮南發動叛亂，“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2，曹魏朝廷“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眾，臨淮討之”3，叛亂魏軍與前往征討的魏軍加在一起便超過四十萬人，而蜀漢亡國時僅有“甲士十萬二千人”4，雙方單純兵力懸殊已經如此巨大，更何況土地、經濟、人口及民心相背等綜合國力的較量。可以說，姜維的北伐“生不逢時”，彼時曹魏一統天下之勢已經不可逆轉，孫資口中的“中國日盛，二虜必自罷弊”基本已經成為現實，而蜀漢正處於廖化悲觀所言的“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的尷尬處境，即便沒有頻繁北伐，被魏吞併在所難免，已非人力所能挽回。

再者，《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也有一個相關的故事：戰國著名軍事家吳起與魏武侯遊覽黃河時，面對國境內雄壯的黃河，魏武侯發出了“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之國寶也”的得意之語。一旁的吳起引用夏桀、商紂等亡國事例向魏武侯證明“國寶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的觀念才是保國真理。對於吳起的觀點，武侯《出師表》中也說的很清楚了：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

觀後主劉禪後期的所作所為，恰和其父劉備所痛恨的桓、靈二帝沒有差別。蜀漢延熙九年（公元246年），武侯舉薦的“貞良死節之臣”尚書令董允去世後，劉禪重用“多技藝，挾數術” 5的陳祗為內侍，陳祗上迎合劉禪，下勾結宦官佞臣，宦官黃皓也由此開始干預朝政，直至後來“竊弄機柄，鹹共將護，無能匡矯”6。黃皓竊弄權柄達到何種地步，劉備次子、親王劉永憎恨黃皓，黃皓便向劉禪進獻讒言，使得劉永被劉禪冷落，“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7。

更嚴重的是，黃皓甚至打算謀取姜維兵權，此事雖未得逞，但迫使其不再返還成都，《華陽國志》亦載姜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耳”，國之砥柱怕遭暗算，為避宵小之輩而遠行至沓中屯田，蜀漢離亡國之日真的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