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談歷史文化名城，在通用的“經營”與“打造”之外，添上了“養育”一詞：“人需要養育，城也需要養育——包括體貼、呵護與扶持。這是人文學者與工程師或經濟學家不一樣的地方。在我看來，城市不僅是外在於人的建築群，而且是人及其生活方式的自然延伸。”今天把話題倒過來，城市需要養育，人才也同樣——或者說更加——需要養育。待人如此，待己也不例外。這裡說的不僅是治學方法，更包括人生境界。唐人韓愈《答李翊書》中的名句，除了“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以及“惟陳言之務去”，還有對於“仁義之人”的期待：“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所謂“養其根”，讓我想到的是孔子的“遊於藝”。朱熹《四書集註》稱：“遊者，玩物適情之謂。”也就是說，優遊其中，涵泳性情，如同魚兒在水中自由自在，其樂無窮。學無止境，一味強調苦讀不行，必須自得其樂，方能持之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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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遊”，除了“求學”與“修心”，某種程度上還包括“養生”。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寫過一組“學術隨感錄”，其中有一則《不靠拼命靠長命》，講的是王季思和夏承燾的故事，自我調侃中，不無理趣與深意。當初的解釋是：“學術研究不比文學創作，不能僅憑靈感與才氣，還需要大量的經驗和知識積累。有二三十歲的大詩人、大畫家，卻極少有二三十歲的大學者。越是研究古老學科，成名就越晚——單是把前人留下的遺產清點一遍，就必須花去多年工夫。因此，‘多快好省’這口號，在學術界是頗為忌諱的。”

人受基因以及諸多內外條件的限制，不是你想長壽就能長壽的。我只是提醒，學問中人，須珍惜自己的身體，不主張一錘子買賣。“風物長宜放眼量”，那是一種難得的境界，值得追摹。我在研究學術史中注意到四位史學大家陳垣、呂思勉、錢穆、饒宗頤，呂思勉比較遺憾，只活了74歲，可也過了“人生七十古來稀”；其他三位，陳垣91歲，錢穆95歲，最長壽的饒宗頤超過一世紀，實歲101，按他自己的計算，應該是“積閏享壽104歲”。是否長壽，基因無法掌控，經驗也不太可靠，但教訓卻是實實在在的。饒宗頤稱“我對自己的身體很珍重，很珍重”，具體表現是：“我自十四歲起，學習因是子靜坐法。早上沐浴、靜坐，然後散步；晚上九時，必寬衣就寢。”如此按時起居、動靜相宜的生活節奏，保證其有很好的體力與精神，長期全身心地投入學術研究。在接受學者施議對採訪時，饒宗頤談及自己如何在強烈求知慾的驅使下，學會一種又一種文字，研究一個又一個問題。這一過程，要很有耐心，有些問題，慢慢研究，竟花費了十幾年。

對於人文學者來說，即便天賦很好，也很努力，學問同樣需要慢慢滋養，因而治學時間長短很關鍵。年歲太大，精力不濟，學問做不動，那是常態，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是也。對於具體學者來說，儘可能保持好的身體與心態，以便延長學術生命，也算是“責無旁貸”。

為什麼說學問是“養”出來的，各人理解不同，有人注重方法，有人強調目標；還有人突出家境及文化氛圍，比如呂思勉和錢穆原為小學教師，足見東南人才之盛；陳垣和饒宗頤出身商人家庭，尤顯近代廣東風氣變化。

比起“養”更難說清楚、也更值得引申發揮的是“活”。所謂“活”出來的精神，除了人要長壽，還得有精氣神。蘇東坡詩云：“粗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一般來說，演員年輕漂亮，學者則老來好看，那是因為書讀多了，變化氣質，在相貌上也都能呈現出來。排除不可抗拒的疾病侵襲，學問確實能養人，起碼顯得不俗，神清氣爽，從容舒展。在這個意義上，學問不僅體現在著作中，也寫在臉上。這是我對很多老輩學者的直觀感覺，不見得每個人都讚許，但相信很多人會有同感。

陳垣、呂思勉、錢穆、饒宗頤這四位學問大家，主要從事史學研究；而我出身中文系，“談文”遠比“論史”得心應手。同樣辨析師長輩的學術貢獻，談吳組緗、林庚、季鎮淮、王瑤的治學路徑及其得失，我比較有把握。至於陳垣等先生的史學著作，我只是一般性地閱讀，無力深入其學問堂奧。既然如此，為何還要趕鴨子上架呢？那是因為，我關心的主要不是他們的具體學問，而是他們做學問的姿態及趣味，以及背後蘊含著的教育史及學術史的大問題。（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原標題：“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學問為何需要“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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