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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個海滄歷史冷知識,也和蘇東坡攀點關係

1市民政局結合第二次全國地名普查,共發現廈門千年古地名69個,海滄佔有7個。其中,村落6個分別為青礁、周瑤、東瑤、東浦、龍門、後柯,古鎮1個,為海滄鎮。

海滄大巖山(今蔡尖尾山)與文圃山之間,古有天衢古道,道邊曾有“龍門”石刻,各種方誌記載:南宋末年,文天祥護送端宗南下時刻“龍門”於石上。

而事實上文天祥的“龍門”石刻在五通,海滄的龍門嶺、龍門社卻是源自“龍門寺”,後來以訛傳訛才與文天祥沾上了邊。

歷史上與皇帝及中國歷史書主角最親近的海滄人,為北宋時青礁陳姓和尚,法號懷璉。

懷璉拜南昌石門澄禪師為師,屬禪宗雲門宗,後至開封十方淨因禪院任住持,應宋仁宗召入宮交流佛法長達十年,期間多次乞歸不準,仁宗親贈手書頌詩十七篇,並賜號大覺禪師。

懷璉與王安石、蘇東坡父子等名流交好,彼此往來詩詞留世極多,至英宗朝,乞老回山林得允,英宗親贈手詔,允其任意寺廟主持,不準十方叢林逼請駐留。

後懷璉選擇在寧波阿育王寺當主持,當地百姓、郡守夾道歡迎並建宸奎閣供存放皇帝手詔書信等。

蘇東坡為之寫有《明州阿育王廣利寺宸奎閣碑》,至今日本所藏宋本拓片為蘇東坡為數不多的書法名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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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保生大帝的名字,歷來有兩種說法。

其一為吳夲(tao),近來為大家所普遍接受,龍池巖至今留有這樣的傳說:『保生大帝』的母親黃月華,經常在文圃山龍池巖寺後座大悲殿雙手合十祈拜,其父親吳通便將保生大帝單名取自大悲殿的「大」字及母親雙手合十的「十」字,合併成為夲字。

其二為吳本,因方誌、碑刻中本與夲寫法相近,夲又非常用字,因此在古代人們常以吳本為保生大帝正名,又因保生大帝有兄弟名為吳根,從古人取名意義看,“根本”更加合適。

儘管今日在眾多宣傳場合,吳夲的說法佔上風,但時至今日,本與夲的爭議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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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代初期,海滄人便開始蓄養番奴。

明成化七年,新垵人邱弘敏通番事發,官軍前往抓捕時,遭遇邱家家丁正面抵抗,雙方各有死傷,但最終邱還是被捕。

經盤點發現,除了同夥29人依律當斬外,還有4名番奴被押解入京,其中1人名為愛沒心,初步估計為東南亞人。

邱弘敏等人除了往來滿剌加及各國貿易外,還冒充大明使者到暹羅國,騙得珠寶無數,這對大明來說,肯定是罪無可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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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海滄,竟然淪落到“丐幫”橫行的地步。

清代中後期的海滄,時運不濟,民不聊生,海滄各村社百姓只好選擇出外營生,家中多留老弱病殘孕。

鄉里鄉外一些無賴平時遊手好閒無所作為,便開始拉幫結派蠅營狗苟,他們大多以乞丐的形象出現,壟斷一村一社的紅白事禮儀,比如婚嫁必用的花轎,坐地起價,且不準村民自行外聘,從而引起了各村社的不滿。

溫厝、漸美、東嶼、石塘等村所屬小社大都存在這些陋習,他們紛紛上告海澄縣衙,縣裡也到各村中設定示禁碑,但都不濟於事,後來便因此引發了一起外交事件。

海滄寧店龍山堂的《奉憲立牌》碑便有這樣的記載:荷蘭籍華僑寧店人李康澤透過廈門領事館向海澄縣狀告海滄丐幫,其弟李澤傑回鄉娶妻,在租用花轎時,受到丐幫刁難,且花轎租用費用由兩三塊白銀提升為三十四元,因寧店李氏大多出洋,無處申冤,於是李氏兄弟憤而透過荷蘭狀告當地官府,終於收到理想的結果。

清末的海滄,社會混亂如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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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海滄,學霸大爆發。

古代科舉取士是讀書人奮鬥一生的唯一上升通道,一般流程是取得秀才頭銜後參加全省統一的鄉試,考中者稱“舉人”,第一名為“解元”,類似我們現在所說的高考狀元,但實際難度更大。

舉人赴京參加禮部舉辦的會試,考中者稱貢士,可直接參加皇帝主持的殿試,依序排名,第一名稱“狀元”,次“榜眼”,第三“探花”,其他統稱“進士”。

海滄最強大的學霸來自雲塔書院,共兩人,為同門師徒,他們分別為後井衙裡周起元,29歲福建解元,30歲進士;東嶼柯挺,36歲順天解元(今北京),43歲進士。

另有兩位漳州佼佼者,在參加縣學、府學及督學考試時都獲得第一,時稱“三案”,他們分別為靳一派、周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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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廈門被迫開放,英法等國戰艦封鎖廈門港道,海滄人出海捕魚、經商置業變得更加困難,加上附近盜賊、天災、瘟疫橫行,海滄百姓的生活更加水深火熱。

部分海滄耆老、鄉紳便帶頭髮起成立鄉里互助組織-三都聯絡局,提供金錢、人力等社會資助。後來因資金短缺,三都聯絡局總部遷至海滄人聚居的馬來西亞檳城,由檳城海滄父老繼續完成鄉里扶持工作。

檳城,是南洋地區為數不多的以華人為主導的城市,檳城華人以福建籍為主體,而又以海滄人最多,據統計,檳城海滄人的籍貫村社共有108個,比海滄現存的村社數量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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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滄的東宮、南宮、北宮、水陸北宮等保生大帝廟宇周邊,一直流傳著相似的傳說:原來廟宇規模宏大,明末清初,國姓爺準備東向收臺時,向保生大帝奏請拆廟後殿/前殿取木造船,並期許成功後回來還願增廣廟宇。

這其實是個人為造成的美好誤會。

故事的主人公同樣是國姓爺鄭成功,當時鄭成功剛戰勝清朝水軍,清廷為了斷絕鄭軍補給,採用黃梧之計在東南沿海實行慘絕人寰的“遷界”政策,時稱“辛丑播遷”。

海滄所在的半島,因在江東橋以東界內,自然也遭到波及,自宋至明,曾經富庶無比的三都一夜之間化為灰燼,百姓或死或逃,苟延殘喘的部分人只好在清朝要求下遷移至江東橋附近。

經此一役,海滄地界清代以前硬體文物不復存在,而曾經的傳說故事也漸漸消亡。

但關於遷界的真實記錄,史書和方誌記載的極少,但在海滄諸多村社的廟宇碑記中卻隱隱體現,如慈濟北宮碑記、吧國緣主碑記、重修玉真法院碑誌、重修正順宮碑記、重修水陸北宮碑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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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生大帝的祖廟在青礁還是白礁?

這個問題,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說不清,即使查閱史書、方誌,也總能找到互相矛盾的內容,誰也證明不了誰是對是錯。

一般認為,保生大帝吳本出生於白礁,羽化於青礁岐山。

吳本死後,青、白礁附近又是瘟疫、又是賊擾,各種不順心,或許是吳本顯靈,這些困難都一一化解,於是當地百姓開始奉吳本為神靈,並建龍湫庵侍奉,吳本信仰開始四處擴散。

到了南宋紹興年間,青礁進士顏師魯正式向朝廷奏請立廟,幾於同時,白礁人也做了同樣的事情,於是慈濟廟便出現了,這就是後來的東、西宮。

從目前存世的慈濟宮碑記看,最早的碑記來自東宮,為青礁顏氏外孫楊志所篆,稍晚些年,泉州進士、時知漳州的莊夏也為西宮寫了一篇,從文字可知,東西宮均是紹興二十年左右興建,孰先孰後差異不大。

而真正導致二者爭議的根本,可能不在青、白礁而在於漳泉兩郡之別,早在立廟之初,為了防止漳泉因信仰之爭發生正面衝突,有人/有司特意製造東、西兩座慈濟祖宮的現狀,使漳州各分廟只進香東宮,泉州則至西宮,如此分割可確保保生大帝信仰相安無事。

只是後來,白礁由同安劃歸龍溪,青礁由海澄劃歸廈門,漳泉本質對調,才使得事情更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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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滄,受地理位置影響,歷來是四戰之地。

其中,影響最深、延續最長的當屬明代嘉靖年間的寇亂。

這場寇亂,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倭寇外,其實還有其他諸多的來源,如歐洲來的紅毛夷,廣東來的饒賊,閩西來的山賊,漳泉山區來的土賊,月港方向的二十四將,以及海滄本土的土民,真可謂生靈塗炭,朝不保夕。

面對這些寇亂,海滄人都奮而自衛自守。

對於倭寇,海滄各社紛紛築造土樓、土堡自守,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東嶼人發起的“長嶼堡守衛戰”,最終由戚繼光解圍。

而饒賊,則算是當時規模較大的敵對勢力了,他們在攻打漳州時,遇到月港兵圍剿,擬從江東橋突圍進入長泰,時任漳州衛鎮撫、武進士、錦里人林以靖奉命在江東攔截,不幸戰亡。

至於海滄土民造反,有實際名字留存的有李昭卒、李益進、馬宗實、林益成、周賢、蔡容明等,他們最終並沒有悲劇收場,而大多經過招安進入大明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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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滄作為“隆慶開關”後,販東西洋口岸,海澄縣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承擔出入船隻的稽核、收稅、監管等任務,在萬曆二十三年,其所貢獻稅收便達近三萬兩白銀,故而被稱為“天子南庫”。

萬曆二十七年,朝廷派御馬監監丞高寀入閩督徵礦山水舶餉稅,基於海澄貢獻的重要性,高寀選擇在海滄澳頭修建公館,以示近水樓臺先得月。

天下烏鴉一般黑,高寀自然也是黑心太監一個,他不但搜刮當地民脂民膏,還各種刁難船舶商戶,最終激起當地百姓憤慨,大有殺之而後快之勢,加上時任湖廣監察御史周起元的“剝民掯價,戕殺生命,要挾重臣”彈劾,高寀最終不得不連夜潛逃回京。

但這次事件,同時也為周起元后來死於非命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明代是海滄最風火的朝代,不管是治還是亂,都可以稱是巔峰。

在明實錄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海滄及所屬諸多村社的記錄,而其中談到最多的則是形容海滄人的性格,“桀驁難馴”、“鋌而走險”之類。

而這些性格綜合起來,便是帝國治理的隱患,加上海滄遠離行政中心,更有可能發生不可預測的混亂,於是福建當局便在海滄設定準縣級的治安為主、行政為輔的“安邊館”,由各州府二把手輪流值守半年。

正是在這有效的行政管理下,海滄人漸漸由放任自由變成可為官府所用,他們成了大明遠近聞名的水兵備選。

當時,安南發生兵變,被貶欽州的同安人林希元力主調三省兵馳援,其中就包含福建的水兵,而同時,他們又派人到海滄募兵,共得海滄打手一千餘名。

如此之後,其他地方更是紛至沓來,從而使海滄打手一時之間與義烏齊名,以至於在嘉靖年間,到底有多少海滄人葬身火海,則不可知。

於閩南,首開文風的先驅,在泉州為歐陽詹,在漳州為周匡物,而對於海滄及海澄縣來說則為顏蘇二人,顏為青礁顏氏始祖、漳州教授顏慥,蘇為南宋進士蘇竦。

他們都居住在文圃山下,而文圃山本身就是閩南的文化名山,早在之前,便有謝翛、洪文用、石蕡等三賢隱居讀書於此,楊志建有“三賢堂”紀念之。

顏慥的後裔在南宋便貢獻了十幾位進士,而蘇竦則是廣開門庭,開堂授課,從蘇竦門下進士及第者竟多達十多人,其中包括青礁唐臣孫輩顏戴、外孫黃澤和楊志,蘇竦兒子蘇溥,其他府縣郭宗履、梁傅、王度、林幼安等。

從此,顏蘇二人所居的青礁便被稱為“漳州科舉最盛”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