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學

建安是東漢最後一個皇帝漢獻帝的第三個年號，從公元196年開始，到公元219年曹丕稱帝結束。這是一個動盪戰亂的時期，在中國文學史上，卻有“建安文學”或“建安風骨”的美譽，建安文學以詩歌成就最顯著，詩文風格剛健質樸、慷慨奇氣。

後來，劉勰在《文心雕龍》評價建安文學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劉勰的意思就是，看此一時期的作品，常常慷慨悲涼；的確因為社會長期離亂動盪，風氣衰落，人心怨恨，作者情志深蘊，意味深長，文氣激昂慷慨、氣勢旺盛。

曹操 劇照

在建安時代及之前，曹操是一代政治家、軍事家，也是文學家，提倡文學創作的核心人物。他的詩歌創作慷慨悲涼，他能夠把中原地區的文學之士收羅在身邊，曹操的兩個兒子曹丕、曹植，與建安七子俱是文人，集合成為曹魏文學集團，也稱鄴下文人集團，他們聲氣相通，是文學上的同道。曹丕﹙公元187—公元226﹚，字子桓，曾為五官中郎將，曹操選定的太子，在曹操死後，代漢為帝，也就是魏文帝。曹丕生長於戎馬之間，是一位文武全才，性好文學，是曹魏文學集團的核心人物。

瘟疫流行

建安22年，公元217年，這一年的冬天，中原地區發生了瘟疫，建安七子中，除孔融之前被曹操殺害，之前阮瑀病死外，其他五子都在這一場瘟疫中被奪去了生命。戰爭是人禍，瘟疫是天災，天災人禍，使曹魏時期一直到魏晉計程車人人們深感生命的短暫，人生的無常。

曹植 劇照

曹植在《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曹植說，（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瘟疫不斷蔓延。幾乎家家戶戶都經歷著喪失親人的悲痛，哀傷的號泣聲不時傳來。有的是全家病死，有的是一族俱亡。

瘟疫的酷烈，可見一斑。建安七子剩餘的五子，這一年都死了，加上先前的孔融、阮瑀，七子全軍覆沒，沒有一定數量的文人參與，就沒有文學的繁盛，一場瘟疫，讓繁榮的建安文學衰落凋零了。

曹丕 劇照

與吳質書

曹丕在建安23年，給朋友吳質寫了一封書信：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

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複道哉？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詞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技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而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覆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曹丕 劇照

曹丕寫《與吳質書》時，這個鄴下文人集團事實上已經消亡了，文壇只剩下“三曹”父子了，而能與曹丕交遊共談的酒朋詩侶一個人也沒有了。曹丕在書信裡表達了一下幾個意思：

1。曹丕在書信的開頭表達了對吳質的思念之情，其實就是自己朋友凋零、傷感寂寞的表達。 分別三年，東山計程車卒還嘆恨久遠，何況我們超過三年，思念之情，如何支援呢？

2。曹丕回憶與七子交遊的往事，對他們的死，非常悲傷。曹丕說，去年的一場瘟疫，徐、陳、應、劉，四個人都死了，這樣的悲痛，是非常強烈的！曹丕回憶起過去與建安七子的文學交遊，無論出行，宴會都在一起。這個鄴下文學集團，有過豐富多樣的貴遊活動，少不了“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創作了大量的詩文，他們之間彼此贈答詩文信扎，互通聲氣，文人雅事，覺得習以為常，沒有想到這其實是難得的歡樂。曹丕以為，人生百年，每人應當如此，是為本分，大家可以長久地在一起，可想不到，幾年時間，七個人都死光了，說起來，真讓人傷心不已啊！

曹丕 劇照

3。曹丕為建安五子編撰文集，看到他們的名字，都已經入了鬼冊，再想到以前的交遊，還在心中眼前出現。這些人死了，還有什麼話再說呢！建安時代，曹操、孫權、劉備三方鼎力激戰，刀兵相加，死傷無數，這又來一場瘟疫，人命如土，人生悲涼，曹丕的感傷幾乎不能訴說了。

4。曹丕編訂七子的文章，作為文壇領袖，必然要對他們的道德文章做出一番的評價，曹丕也是開創了自覺的文學批評的先河。

曹丕說，古往今來，文人多半不拘小節，很少有人憑藉節操立身，只有徐幹﹙字偉長﹚文采品德俱佳，恬淡寡欲，有隱士的志向，是文質彬彬的君子。徐幹寫了《中論》，成為一家的論著，文辭典雅，足以流傳。應暘﹙字德璉﹚文采出眾，有創作的願望，但是志向沒有實現，真可痛惜。

讀其文，想其人，曹丕面對朋友的文章，不免落淚，也想到自己也快死了。

曹丕評價其他三位朋友：陳琳﹙字孔璋﹚是“章表殊健，微為繁富”，意思是陳琳的章表寫的特別雄健，略顯冗長；劉楨有灑脫的氣質，他的五言詩，在同時代沒有人超過；阮瑀﹙字元瑜﹚的書信文采翩翩，王粲﹙字仲宣﹚獨擅長創作辭賦，可惜個性纖弱。

曹丕對除孔融外的建安六子的評價，著眼於他們的文學成就和創作風格，以及他們的個性和影響力，這樣的評價是知人知文的，以曹丕的身份，有蓋棺論定的意義。

5。曹丕以為，七子已無，文學知音難遇。他借用兩個典故痛惜知音的死去。鍾子期死後，俞伯牙斷絕琴絃；子路遇害，被人剁成肉醬，孔子聽說後，就把吃的肉醬倒掉了，都是對知音不在的痛惜和傷心。建安七子，是一時的傑出人才。今天的人，已經追不上七子了。後生可畏，來者不可輕視，但我們可能看不到了。

6。建安時期，戰爭、動盪、疾疫等等，使人心理精神緊張，曹丕說自己的精神狀態是“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他寫這篇文章時，實際才三十一歲，他感覺自己已經是老翁了。他是曹操的繼承人，他以“犬羊之質”一詞自謙品德不夠，用“服虎豹之文”比喻自己處在高位，“假日月之光”，說自己是仗著父親曹操的聲望，“動見瞻觀”意思是說自己身處王位，一舉一動，都被人注意，很受拘束，“何時易乎？”他希望能夠改變，但是恐怕永遠不能有昔日與朋友們的交遊了。這些話，都是真誠不虛飾的，曹丕完全沒有包裝自己，情深意篤。

光陰匆匆，曹丕感慨少壯時真應當努力啊！時光一旦過去，怎麼可以挽留呢？

在那個亂離的年代，人的壽命其實有限，東漢的古詩十九首裡說，“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遊。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曹丕多愁善感，憂慮生命有限，經歷了一場瘟疫之後，感受更是強烈，所以人生要及時歡樂，人生一世，當建功立業，而如何留下名聲，在他看來，寫下文章，就是不朽。

曹丕 劇照

曹丕是建安文學的參與者、批評家，他登基做皇帝后，政事之餘，仍鍾情文學。他在於《與王朗書》自稱：“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餘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曹丕再次表達了他的看法，人生無常，瘟疫讓士人凋零，他也不能長壽。人生一世，立德揚名之外，唯有著書立說，可以不朽。所以，他寫了《典論》等一百餘篇詩文。

吳質，字季重，魏季陰（今山東定陶）人，是曹丕、曹植的友人，為五官將，出為朝歌令，官至振威將軍。曹丕寫作《與吳質書》，儘管他是太子身份，但與吳質的談論，沒有絲毫的貴矜之氣，完全是面對文學知音的真誠傾述，畢竟那個時候，與曹丕交遊的詩友幾乎沒有了。閱讀此文，感覺曹丕對亡友的追念懇切，對人生無常的傷痛，對生命、功業的認識，都浸染著悲涼的情緒，這是建安亂離時代的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