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號太嶽、別號江陵。湖北江陵人。是徐階的門生。在明穆宗在位的時候，張居正因為才能出眾，得到明穆宗的信任。穆宗死後，太子朱翊鈞即位，就是明神宗萬曆皇帝。穆宗遺命張居正等三個大臣輔政。在明穆宗隆慶六年（1572年），張居正得到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東廠提督太監馮保的支援，取代了高拱內閣首輔之職，在明神宗萬曆年間，連續10年擔任內閣首輔（宰相）。

萬曆年間，內閣首輔張居正為挽救明王朝，緩和社會矛盾，在政治、經濟、國防等各方面進行的改革。從維持明王朝的長遠統治出發，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當權人物認為，必須改革政治，尋求一條自救的道路。在這樣的形勢下，張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歷史背景：

明朝中葉，兼併土地的情況相當嚴重。突出的表現是皇族、王公、勳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權，以投獻、請乞、 明朝皇帝奪買等手段，大量佔奪土地。貴族大地主瘋狂地掠奪土地，封建剝削進一步加劇，租種官田的農民生活極苦，另外徭役的名目也日益繁多，大規模的徭役徵發十分嚴重。社會矛盾日益嚴重，各地起義不斷。明中期後，政府的財政危機逐漸加重。到正德初年，土地集中，賦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買囑書吏，隱匿賦稅，嘉靖後，稅收更一降再降，但政府的支出卻與日俱增。明王朝的財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蒙古、女真時常入寇邊塞，在南方，叛亂時作。黃河屢次決口，動輒漂縣數十。

張居正指出當時存在五大積弊：“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張居正針對上述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改革。

張居正變法內容：

在內政方面：他首先整頓吏治，加強中央集權制。張居正創制了“考成法”（為政方針是“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嚴格考察各級官吏貫徹朝廷詔旨情況，要求定期向內閣報告地方政事，提高內閣實權，罷免因循守舊、反對變革的頑固派官吏，選用並提拔支援變法的新生力量，為推行新法做了組織準備。並且整頓了郵傳和銓政，他的為政方針是：“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和“強公室，杜私門。

軍事方面：防禦蒙古韃靼入寇邊關，張居正派戚繼光守薊門，李成梁鎮遼東，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明長城上加修了”敵臺“3000餘座。他還與韃靼俺達汗之間進行茶馬互市貿易，採取和平政策。在廣東地方，先後任殷正茂和凌雲翼為兩廣軍備提督，先後領兵剿滅了廣東惠州府的藍一清、賴元爵，潮州府的林道乾、林鳳、諸良寶和瓊州府的李茂等叛亂分子，嶺表悉定。這對安定各地人民的生活和保障生產正常進行，發揮了積極作用。

水利方面：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推薦、起用右副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河潘季馴治理黃河、淮河，併兼治運河。潘季馴在治河中貫串了”築堤束沙，以水攻沙“的原則，很快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經濟方面：整頓賦役制度、扭轉財政危機，這是張居正改革的重點。他認為賦稅的不均和欠額是土地隱沒不實的結果，所以要解決財政困難的問題，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類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礎上，張居正推行了“一條鞭法”，改善了國家的財政狀況，推動了明朝商品經濟的發展，有利於促進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

變法影響：

經過張居正的改革，強化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機器，基本上實現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了顯著的增加，社會經濟有所恢復和發展，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足夠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間國庫存糧不夠一年用的情況，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使十分腐敗的明朝政治有了轉機。

但是改革不免觸動了相當數量的官僚、縉紳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對抗。再者，歷史積弊太深、太頑，已是積重難返。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積勞成疾，迅即病死，反對派立即群起攻訐。張居正成了改革的犧牲品，家產被抄沒，家屬或死於非命。此後，某些改革的成果雖然保留下來，而大部分已經廢殆，就像一道光亮在明朝走向沉暮的歷程中一現而逝，並不能遏止衰落的步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