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郎的人生軌跡與世界歷史的時間線（可點選放大看）。阿餅
今天的故事是關於李存郎。
這位只有一張照片、生卒時間、妻子姓氏和子女後代資訊的李家太祖，當他所有已知的人生節點，被放到南非的歷史線中時，我就逐步拼湊出了這個人的人生軌跡——1870年後，南非分別發現了鑽石和黃金，全世界的淘金者蜂擁而來，而能在其中同時獲得
人身自由與財富自由
的中國人，可謂屈指可數。
李存郎就是其中極少數的幸運兒。
我們對李存郎已知的全部資訊。GaryLee李雨才
童年存郎的世界：“過番”淘金、太平天國起義
1848年3月，李存郎在中國廣東梅縣白宮鎮龍岡村出世。根據族譜，他被父親李連讓，過繼給兄弟李學申為半子。
1948年，對全球大多數僑民（Diaspora）來說，也是不尋常的一年。
當年一月，一名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門託（Sacramento）的木匠馬歇爾（James W。 Marshall）在修建鋸木廠時，偶然在當地的河流中發現了金子，而且純度很高。
訊息不脛而走，掀起了歷史上著名的淘金狂潮，10萬新移民從世界各地湧入。其中包括了許多華人，他們把這裡叫做“舊金山”。
而在三年前的1845年3月7日，距離梅縣287多公里處的廈門港，開出了第一艘去往法屬波旁島的大船，船上是200名從中國“出口”去英法列強等殖民地的“苦力”（coolie）。
因為1840年那場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被迫打開了它的大門，允許各地殖民政府組織“移民公司”到中國口岸進行“招募”為名的誘騙和擄掠。
1847-1853年間，共有40艘船從廈門港（人稱“巴拉坑”）出發、10艘船從汕頭港出發。1852-1858年間，汕頭港共運出苦力4萬人，其中有8000人在未開船前即被虐死。
童年存郎可能對這些一無所知，但他一定會在家裡或村口聽大人和老人們聊起太平天國起義（1851-1864）——這個由客家人組織發動起來的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舊式農民運動，在梅縣當地一直有“興於嘉應，滅於嘉應”的說法。
少年存郎還可能經常聽說同村、鄰村或遠一點的親戚朋友搭火船“過番”出南洋，或去更遠的“沙加緬度”（當地粵僑及華語媒體使用的唯一中文名稱，港臺沿用至今）淘金。
1866年，李存郎年滿十八，成為一名監生——或許他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或許只是家裡花錢買來的頭銜——不管怎樣，他家世應該還不錯，至少不是底層的農民或手工匠者。
不過，由於所有關於李存郎的資訊都來自於一張族譜和他晚年的照片（延伸閱讀：族譜裡的秘密 | 《南非之路》連載（2）），他也可能出身貧窮，但經過一生奮鬥獲得財富，晚年富裕。
1937年1月，一位傳教士與一位英國女士，坐在一艘客家船上，從梅縣去往汕頭。 BMArchives
停泊在汕頭港的船隻。COLLECTION Swire， G。 Warren 2007 John Swire & Sons Ltd。
1925年11月1日-1926年11月30日，汕頭海關大樓。Photo by Mee Cheung&Co 2007 SOAS
1933年，汕頭港等待出航的“火船”。Photo By MALCOLM ROSHOLT 2012 Mei-Fei Elrick and Tess Johnston
崇真會（巴色會，Basel Mission）傳教士所繪製的汕頭地區地圖，包括了嘉應州（梅州）、潮州、河源、汕頭港等廣東及福建部分地區。BMArchives
印度洋那邊的鑽石誘惑
而在遙遠的非洲大陸南端，一名布林人（Boor，指在南非開普地區的荷蘭農場主）的孩子丹尼爾 傑克布斯（Daniel Johanes Jacobus Jacobs）在奧蘭治河南岸發現了一塊相當漂亮的石頭，重4。2克。但孤陋寡聞的農場主及其鄰居不認識它的價值，任小孩玩了幾個月後扔在一旁。
翌年，這顆“小石子”跋涉千里後落到格雷厄姆斯敦的地質博士威廉 蓋邦 阿瑟斯頓（Dr。 William Guybon Atherstone）的手中，他鑑定後宣佈，這顆被命名為“尤里卡”（Eureka）的獨粒金剛石，重21。2克拉，是在南非發現的第一顆鑽石。
“尤里卡”後來被當時的總督沃德豪斯以500英鎊買走。經換算，這筆錢相當於2020年的59，907。55英鎊。
三年後（1869年），獵人尼科克又在奧蘭治河北岸發現了南非第二顆著名鑽石“南非之星”（Star of South Africa diamond）。很快，幾千名職業探礦者紛至沓來，開始開採這附近的杜多伊斯潘地帶的一個原生金剛石礦層。
僅僅在1870年年末，這個礦脈發現地就被挖成一個“大洞”（The Big Hole），周圍住了4000人。
翌年，金伯利（Kimberley）建城。
南非金伯利的“大洞”（The Big Hole）與開採現場。photo by Robert Harris Woodburytype
De Beers公司的職員正在從石頭中挑揀鑽石。photo by Robert Harris Woodburytype
金伯利的鑽石市場。photo by Robert Harris Woodburytype
礦業巨頭塞西爾·羅德斯（Cecil John Rhodes）創辦“鑽石恆久遠，一顆永流傳”的全球最大鑽石開採公司戴比爾斯（De Beers）。
兩年後，共有4。5萬人在這裡參與採挖工作，其中白人1。5萬人、有色人1萬人、班圖僱工（南非土著之一）2萬人。
大約25年後（1895年），李存郎和他的長子李京祥也搬到了金伯利，經營一家雜貨店。
根據李京祥填寫的一份個人履歷檔案裡的地址（喬治街183號），谷歌地圖顯示，他們的店鋪就在“大洞”附近，目標客戶群應該是那些採礦公司的職員和工人。
而他們之所以沒有經營跟採礦直接相關的業務，很可能是因為身為“有色人種”，採礦權被限制了——根據南非各項法律，這項權利必然被布林或英國白人所壟斷。
而能夠擁有一爿固定店面做小買賣，可以算是李家的好運氣了。
李存郎與長子李京祥當年在金伯利經營的雜貨店，與鑽石採礦區“大洞”距離很近。GoogleMap
成功的淘金華商
1873年11月26日，25歲的李存郎當爸爸了。這名出生在梅縣的長子名叫李京祥，即Gary的公公（祖父）。
我無法判斷此時的李存郎是否已經在南非闖蕩、只是在這兩年回到故鄉履行繁衍後代的使命，還是到這時為止，仍是一個從未離開過故鄉的鄉下小子。
如果“鑽石熱”的訊息不足以從印度洋傳到太平洋中國大陸沿岸的小村莊，那麼發生在7年後（1880年）的“威特沃特斯蘭德淘金熱”（Witwatersrand Gold Rush），就一定會從模里西斯華人老鄉那傳遍龍岡村——那片島國是梅縣華僑最早深耕的海外謀生地之一。
澳大利亞墨爾本“新金山”和美國加利福尼亞“舊金山”掘金熱潮，模里西斯華僑必然早就收到風聲。所以，當他們得知近在咫尺的南非也發現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金礦訊息，必然在第一時間開始秘密遷往德蘭士瓦（Transvaal）。
當然，除了這些嗅覺靈敏的華人，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一時間，這座“黃金之城”飛速崛起。至1896年，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的人口已達10萬。
1895年，22歲的長子李京祥抵達約翰內斯堡，並與家人搬到金伯利開雜貨店。
維特沃特斯蘭德（Witwatersrand），即後來的約翰內斯堡。photo by Robert Harris Woodburytype
約翰內斯堡所在的德蘭士瓦共和國屬於布林人的統治領域，這些荷蘭後裔農場主當年手持火器，趕著牛車，一路從南部沿海地區大遷徙到北部內陸，直到德蘭士瓦才停下來。photo by Robert Harris Woodburytype
德蘭士瓦的一個金礦山谷，被一家叫做聯合（Union）與先鋒（Pioneer）的公司所佔據。photo by Robert Harris Woodburytype
根據老一輩華僑下南洋“傳幫帶”的特點，我們可以肯定，李存郎願意讓長子來南非，代表著他當時已在南非站穩了腳跟。
在一份李京祥於1925年填寫的南非履歷表裡，他甫落腳約翰內斯堡就能成為一名雜貨商（general dealer）——而不是更常見的“苦力”，這必然離不開父親的打拼鋪墊。
事實上，如果先跳到1906年，我們看到李氏父子回鄉斥（巨）資建造祖屋“純貽樓”，就可以很明確地知道，那短短二三十年裡，他們在南非的生意很成功、賺到錢了。
另外，1890年，李存郎的次子李元祥出生。這個在21年後就去世的短命兒子，在Gary從南非檔案局所獲得的李家出入境資料裡，都沒有出現過身影，說明他一輩子都在國內。
反過來說，李存郎當時應該是從南非返中國，回鄉生子的。與後來李京祥的行動軌跡一樣，這些在海外打拼的客家男人，每隔幾年就會回鄉一次，約停留一年時間，要麼娶妻，要麼娶妻和生子，要麼再生子。
這種為了完成傳宗接代、開枝散葉任務的長途奔波，很務實、也很重要，甚至可以說是他們不辭辛勞漂洋過海去賺錢的最深層推動力。
但是，並非每個華人都擁有這種自由往返於南非和中國的出入境權利。
1904年那部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就規定，所有非英國臣民的中國人，只要離開英國，就不允許再入境，他們的豁免證書將從離開之日起失效。鑑於大多數海外華人都傾向於回國盡孝、回鄉探親、娶妻生子、帶兒子接受中國傳統教育，事實證明這是一條極其嚴格和歧視性的規定。
當局最終承認了這一點，1906年修訂了這部法案，允許持證者在規定時間內訪問中國並返回開普殖民地。但是，如果他們不遵守規定的期限，就會被拒絕再次入境並被遣返。
所以，根據當時南非各地越來越嚴格和不合理的種族隔離法治，華商李存郎的成功絕不是常見的事。
殖民時代的南非，被分成四個地區，其中開普和納塔爾殖民地屬於英國統治，德蘭士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由布林人統治。Colour，Confusion and Concession
相對自由開明的開普殖民地
1895年，李家是從哪裡搬到金伯利的，是本文想探討和試圖回答的問題。
從當時各地針對華人的法律來看，他們大機率是從同屬於英國統治的開普殖民地（Cape Colony）的開普敦搬過去的，而不是布林人統治下的德蘭士瓦共和國的約翰內斯堡。
後來他們在1909年又從金伯利搬到伊麗莎白港（Port Elizabeth，梅縣華僑稱“波埠”），也是屬於在開普地區內的流動——這在當時會比跨越不同統治的領域容易和安全很多。
*如果假設李存郎最初的根據地是開普敦的話，那麼他大機率是“淘鑽熱”時期（1870年代）就過來南非了。
李京祥在1925年填的一份資料中的出入境履歷可見，李家一直生活在相對自由的開普殖民地。GaryLee李雨才
當時的開普殖民地尤其是開普敦，作為整個非洲大陸南端最早開發之地，從19世紀開始就是一個在種族和文化上多元的社會。這裡既有土著社群，也有外國社群。
外國社群裡又包括了最早就存在的布林人、英國人、法國人、義大利人，以及馬來人、印度人和中國人等。
英國殖民管理一直保持著一種所謂“自由傳統”。例如為了打擊布林農場主的根本利益、拉攏與當地土著的關係，英國政府曾在1828年頒佈《50號法令》，從法律上規定科伊人（非洲土著/黑人）與白人有“平等地位”。
1834年英國在全帝國境內廢除奴隸制，更撼動了布林人的經濟命脈。
1853年，英國成立了開普殖民地代議制政府，半個多世紀以來都沒有引入任何移民法規或對外來人的限制，這種“憲法上的非種族主義”（constitutional non-racialism）與南部非洲其他三個省直接或間接針對“亞洲人”（Asiatics）或“亞裔”（Aziatische Kleurlingen）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
開普殖民地對待外國人（包括亞裔）的態度明顯溫和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人們普遍認為英國殖民統治者的社會容忍度較高之外，還有開普殖民地代議制政府剛剛起步，議會主要關注物質問題、沒有複雜的政黨政治、選舉相對無爭議，以及發達的城市中心和港口對開普省的人口和經濟產生積極影響。
1905年，英國協會（British Association）成員在去南非的船上。Photo by Mrs C。 Henderson
受限的“中國佬”“亞洲人”與“有色人”
直到1902年，隨著德蘭士瓦華人契約礦工實驗的廣泛反對聲音越來越浩大，開普殖民地才緊跟鄰省，出臺了一部移民法《開普法案》，包含了限制進入該地區的條例及清除“被禁止移民”的措施。
在這個殖民地城市中，存在著一個幾乎不為人知的自由華人社群——他們在《開普法案》出臺後被推到了開普省“自由”政治的前臺。
該條例草案效法美國和澳洲，“單獨處理華人移民問題”，而非與其他“外來”移民法“混為一談”，因為這些國家發現“華人這個種族比其他受外來移民法規管的種族更容易處理”。
據議員們介紹，當時在開普殖民地的華人數量並不多（見下圖）。自1904年1月以來，他們只向華商發放了400個貿易許可證，估計總人口不到1000人。李存郎就是其中之一。
1908年開普殖民地華人的人口統計 KAREN L。 HARRIS
據人口普查資料顯示，1891年整個南非共有413名華人；到1904年，這些數字增加了五倍，達到了2556人。但相對於總人口而言，仍然相當小。
1904年，《排華法案》出臺，南非華人的日子就更不好過了。
例如布林人統治下的奧蘭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就特別排斥“亞洲人”（Asiatics）。直到1986年，它才允許印度人和華人在當地定居。在那之前，1854年起，法律禁止“亞洲人”擁有財產或成為公民——這些權利都只屬於白人。
1891年，奧蘭治自由邦的另一項法律進一步禁止任何“亞洲人”在該省內居留，過境的“亞洲人”只允許在其境內停留72小時。
而在人人都因淘金熱而嚮往的德蘭士瓦共和國，情況也並未好多少。從1885年起，ZAR第3號法律（Law 3 of the ZAR）明確規定任何有色人種都不能成為公民——而只有公民才能擁有土地。
1888—1899年間，出於對印度商人入侵的擔心，約翰內斯堡商業協會（The Johannesburg Business Community）主導了這種反亞裔情緒。他們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禁止或限制印度商人在南非的居住和貿易權利。
基於同樣的種族歧視立法，華人也受到這些法律的制裁。
開普敦（Cape Town）、伊麗莎白港（Port Elizabeth）、納塔爾（Natal）的市政大樓。photo by Robert Harris Woodburytype
所以，對於要經商賺錢的李存郎來說，儘管約翰內斯堡“多金”、多人，但如果不能擁有土地，居住和貿易權利受限，就不是一個適合落腳和發展的地方。
畢竟他跟後來（1904-1906年）德蘭士瓦礦區公開從中國北方（河北和山東）招來的63811名契約勞工的身份屬性不一樣——那些可憐的礦工，實質上和奴隸沒有什麼不同，在契約期間內的4—6年裡，他們沒有一天不在數十米深的地下挖掘，有幸活到契約結束就立即被遣返回國，沒有機會去看一眼自己打造的“黃金之城”是什麼模樣。
按照道理，李存郎在《開普法案》出臺後，就會被登記、獲得一個身份號碼，我們可以根據這個號碼向南非檔案館查閱到他在那一年之後在南非的所有出入境與搬遷行蹤。
就像他兒子李京祥的號碼是908（或許代表著第908個來南非的中國人），是Gary當年無意中在母親的身份資料上發現的，他根據這個號碼向南非官方索要了祖父京祥的資料。
這是一份在1904《排華法案》頒佈後李京祥的出入境檔案掃描，上面關於李京祥的名字是充滿種族歧視意味的“Chinaman”（中國佬）AH LEE，以及他的身份證號碼908。GaryLee李雨才
一名叫做“勞祥”的華商的“身份紙”。李京祥也有這樣的檔案，他們需要隨身攜帶，以便應對隨處可見的種族隔離檢查制度。 KAREN L。 HARRIS
但因為Gary當年完全不知道自己還有一位曾祖父的存在，所以沒能找到他的號碼，也沒能獲得他的個人資料——而用名字作為線索來查資料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下一集裡我會用李京祥和他妻子的資料檔案來做具體解釋。
綜上，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李存郎作為一個“中國佬”（Chinaman）、“亞洲人”或“亞裔”，能夠在開普殖民地內擁有居住、商貿、土地買賣（後來買了兩塊地、建了四家雜貨店）、並在南非和中國自由出入境的權利，並不是很常見的事。
他能夠獲得這些自由，可能是他當時生活在開普敦的自由華人社群，遵紀守法、為人低調，處事靈活——這是華人群體的一大特點。而根據法案，作為在1904年法案透過時已在開普殖民地的華人，李存郎也有被髮放許可證的資格。
但更大的可能性，是跟他的英國白人太太丘氏有關。《開普法案》處理的是“所有類別”的華人，適用於“整個華人種族”，但也有例外——出於外交原因，那些身為英國臣民（在英國殖民地出生的人）也可以憑許可證入境。
與父親不一樣，在李京祥抵達約翰內斯堡與父親團聚的幾年後，他這一代的移動變得越來越艱難。從1902年開始，《移民限制法》《德蘭士瓦勞工輸入條例》《排華法案》等排華法律陸續出臺。
在這些法律中，一個特殊的“種族群體”（racial group）被挑出來，並被記錄在案，受到歧視。居住在南非的中國人，被迫接受各種身份識別、登記和監控的紙質追蹤——這一追蹤將持續近30年之久。
參考文獻：
［1］ Melanie Yap /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 Concessions。 1996-06
［2］ KAREN L。 HARRIS。 Paper Trail： Chasing the Chinese in the Cape （1904–1933）
［3］ 孔力飛。《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2016-3
［4］ 鄭家馨。《南非通史》。 2018-1
歷史很長，生命很短，謝謝你看到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