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古代巴比倫（位於西亞，今地域屬伊拉克）、古代埃及（位於西亞及北非交界處，今地域屬埃及）、古代印度（位於南亞，地域範圍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和中國（位於東亞）。四大文明古國實際上對應著世界四大文明發源地，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尼羅河流域、恆河流域、黃河流域這四個大型人類文明最早誕生的地區。如今只有中國還在，未消逝在時間長河，加上一個古字流傳後世。昔日文明最昌盛的三大起源之地，如今已淪陷為戰火紛飛、野蠻落後之地，只有中國碩果僅存，延續保留著昔日的輝煌。

中國是農耕文明，從山洞穴居走向城池房屋，有城池的地方就有文明。《淮南子》一書稱：

黃帝始立城邑以居。

《吳越春秋》曰：

鯨築城以衛君，造郭（泛指城市）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足見中國城池起源之早，是得到大量考古發掘證實的。城市是文明之光，是人類可以信賴託付的安全聚居地。生產力低下的遠古時代，古人不辭辛苦、不畏艱鉅地投入到築城工作中，就是因為城池能夠為他們提供安全保障。城池的出現最初只是保衛眾多民眾免受毒蟲、猛獸和敵人的侵害，作為一項防禦工事，不動聲色間也讓建築藝術獲得了巨大的進步。

宋代之前的城池歷史

中國古代以城池孕育出的城市，以軍事防禦功能為優先順序，池、壕、隍等字連用恰恰說明這一切。《禮記·禮運》：

城者，所以自守者也。築城以衛君，造廓以守民。

由於夏商周很長一段時期，城池規模較小、無法形成嚴密的保護、生產力落後無法儲存各種足夠的物資、城池修築技術落後等因素，戰爭爆發時往往不以城池為防禦來固守，而是出城在野外擺開陣型戰鬥，免得受矮小的城池所限制。周朝、春秋、戰國時，這一戰爭規律有所轉變，逐漸有依託城池進行短暫固守及長期固守的戰例，這種情況不斷湧現。

周朝建立後，周武王等周朝統治者進行大規模地分封諸侯，諸侯們帶著先進的周文化來到所屬封地進行

“封邦建國”

修築城池，當時城池的大小對應著爵位的大小，有著相應的規定，城池大小標誌著國家的繁榮昌盛程度。西周已有繩索懸版的技術，使得築成的城牆更加堅固勻稱。《周禮》專門記有最早的城市建造規劃：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這一時期，城池功能增多了一項，從僅有的

軍事防禦

增加為軍事防禦和市場交易，城內設有專門管理市場的官方機構——司市。城市之名誕生於此。

春秋戰國諸侯爭霸，兼併戰爭加劇，城池的防禦能力得到大大加強，堅城高牆的修築高潮被掀起，昔日的周天子制定下的城制標準被打破，各國修築城池，防禦能力怎樣強怎樣來。兵家聖人孫武曾感慨：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從此地利不只有山川江海湖泊，多了城池。依託城池作戰，可彌補兵力不足的劣勢，可減少我軍傷亡，還可拖住敵軍為我方援軍的到來爭取時間，城防工事和城防設施同時得到重大發展。築城技術

（懸版夯築法）

日臻成熟，城池防禦設施產生有城壕內側的馮垣，城門口設定懸門、吊橋或者甕城、城牆拐角處修角樓等。

秦滅六國，夷郡縣城；漢統一天下，迫於北方匈奴人的威脅，

劉邦令天下縣邑城

，築城熱潮再度掀起，而北部邊塞之地因直面匈奴威脅設有內、外兩道城牆。這時候城池的抗損毀和穩固性得到大幅度的加強。三國、魏晉、南北朝和唐朝，城池防禦都在穩定發展著，防禦設施和攻防戰術同樣在進步著。

宋王朝來自北方的挑戰

遊牧民族的生活習慣和戰爭特性表現出驚人的一致，野外作戰中表現出非同尋常的天賦和戰力，中原王朝面臨威脅不惜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時間修建起長城，可到了宋代，長城防禦體系已經徹底土崩瓦解，輝煌不再。為什麼呢？因為長城不再在中原王朝手中，宋朝只有修築邊城從而達到提高軍事防禦的目的。南農北牧，南富北窮，南文明北野蠻，兩者截然不同的社會狀況存在有不可調節的巨大矛盾，通常富庶一方武力超強，足以自保，可到宋代扭轉過來，宋軍被北方遊牧政權花式吊打。

遊牧民族不是每一個人、每一個部落、每一個政權都喜歡戰爭，但生命受到威脅時，不喜戰爭也得投入戰爭。氣候轉寒，遊牧民族只好南下過冬，五代時期中國的內亂給契丹南下帶來了絕好的機會，936年石敬瑭在太原叛唐，以燕雲十六州為條件向契丹人尋求幫助。從此長城界限被打破，中原王朝喪失天然的制霸遊牧騎兵的重要利器，《中國曆代戰爭史》說：

中國從此國防要地盡失，中華民族因而不能安枕者三百餘年。

契丹人以此為戰爭策源地，不斷南下讓中國疲於應對，建立起盛極一時的遼王朝。

北宋惡劣的政治地利環境

宋朝被宋人概括為

“冗兵冗官冗費”

，後人概括為

“積貧積弱的朝代”

。宋朝所面臨的局勢遠比秦漢隋唐等不同，但造成這一切的恰恰是宋朝統治者自身。燕雲十六州失陷沒能及時收回，讓剪滅趕走契丹人成為夢想，北部國防線能否守住都成大問題。漢人屯兵燕雲十六州可扼其險阻胡馬不敢南牧，可如今燕雲屯兵全是胡人，胡馬南下與否，完全憑人家的心情。騎兵是封建社會具有決定性戰爭意義的兵種，是主要突擊力量，沒有強大的騎兵就不可能有強大的封建王朝。

而組建起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馬匹是不可或缺的，在中國只有兩個地方出產戰馬，一是東北，冀北之野；一是西北，甘涼河套一帶。恰好宋朝都沒有，兩處養馬地，一處在遼朝手上，一處被西夏拿去。從此宋朝只能被迫耗費巨大錢糧養馬和買馬，但數量均不多，質量還差，這讓宋朝組建一支強大且成大規模的騎兵隊伍成夢幻泡影，組建的基礎都沒有，別的也沒用。還有北宋定都汴梁的失策，若說前面兩個是歷史原因，定都汴梁絕對是宋人決策失誤。

致使國防局勢本就嚴峻的北宋，跌入無法挽回的深淵。歷代王朝定都，首要考慮軍事需要，其次是政治和經濟方面。可是定都汴梁，北宋即不便於控制全國，又沒有足夠的地形條件和防禦措施等長期固守。南宋史學家鄭樵總結歷代王朝建城定都特點：

建邦設都，皆憑險阻。山川者，天下之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依山川為固。

他看的通透，為什麼宋朝統治者這麼不理智呢？

北宋大臣張洎《論北方兵事奏》：

自飛狐以東，重關復嶺，塞垣巨險，皆為契丹所有。燕薊以南，平壤千里，無名山大川之阻，蕃漢共之。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國也。

北宋君臣只好

“用兵為險”

，在汴梁附近安排數量龐大的軍隊拱衛京師，而這些軍隊所需要的糧食全靠漕運。不得不說，以汴梁為都城實在是愚不可及的昏招。既沒有對北宋國防產生積極影響，也沒有讓都城和國家處於安全處；相反，定都汴梁讓北宋陷入危險的被動中，並對北方國防產生可怕的負面影響。北宋都城常直接暴露於契丹兵鋒下，之後迅速亡於金人之手，這都與定都汴梁有著直接且莫大的關係。

宋人曾對“屯兵汴梁”引發的惡劣影響進行過預言：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盡矣。”

預言水到渠成地淪為現實。

宋人的人為地利——築城池成防禦

北宋王朝好似一個擱淺的蛟龍，難以入海。問題存在著，自然得試著解決。首先嚐試的是立邊鎮給予守邊將領以全權，在宋遼邊境大規模種植軍事防禦林，限制遼人騎兵，

“中通一徑，僅能容一騎，定州北境先種榆柳以為塞，榆柳植者以億計”

；其次是以步制騎，想練出一支能用血肉之軀抵禦住遼朝騎兵進攻的強大步軍，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遼軍往往點集軍馬引弓箭偏攻宋軍步陣的一面，導致一面崩塌，終至宋兵互相踐踏、全軍覆沒；之後是建設方田溏濼（池塘湖泊），限制騎兵進攻，縮短北部防線，花費巨大、效果不顯；最後，也是定為國策去實施，頗有成效的，以城池防禦為基點的進行擴散邊防反擊。

河北城池防禦是一大成功典型戰例：北宋初期的兩位帝王宋太祖趙匡胤和宋太宗趙光義時期，北宋是進攻戰略，之後徹底轉為防禦戰略，城池攻防戰的地位因此急劇上升。太平興國二年，宋太宗下詔將河北境內的澶、濮、滄、德、貝、冀、衛、鎮、深、趙、定、祁等數十州直屬京師，方便各種資源的調配。星羅棋佈的堅固城池從此開始發揮固守作用。遼軍第二次南侵的瓦橋關之戰，孤懸河北、不足萬人守衛的瓦橋關，面對來勢洶洶的二十萬遼軍絲毫不懼。致使遼軍連續攻打兩天一夜都未能攻下，銳氣盡喪；之後增兵再攻一天一夜，還是沒有結果。之後北宋援軍反敗為勝，將遼軍打退。

河北地域的堅城防禦頗有奇效，宋廷在這一基礎上大修城池守備，築大堤以捍水勢，借水勢鞏固防禦。大量純粹以防禦為首要目的的城池在河北平原上湧現，諸河流間各州建立城池據點以為防守，設定戰略縱深地帶，並設有核心城市駐紮重兵。河北地區設有三道防線，層層阻隔防禦。北部邊防的大為鞏固，引發遂城保衛戰的大獲全勝，各軍依託各城連線成片進行合理防禦，一改之前被動挨打的局面。此戰

“縱騎兵突擊，殺戮殆盡”

，遼軍大敗撤走，死傷數千人，城池聯防戰略展露出巨大的威力，讓北宋上下信服，拼命砸錢糧在上面。

邊塞宋人苦遼宋久矣

歷代中原王朝，邊疆郡縣的老百姓是最苦的，外敵時不時來侵擾劫掠下。鮮有王朝的邊郡百姓可以過上安生日子，但安生日子一般沒多長久，不過兩漢王朝的邊郡百姓恐怕是最幸福的。北宋的邊塞百姓，不僅要受遼朝和西夏的戰爭威脅，自己王朝內部對他們的迫害也不少。城池修建不是簡單的軍事問題，而是需要動員到社會各個方面力量參與進來的複雜問題。

城壞久不治，（王）德用率禁軍增築之，有詔褒諭。

這對百姓而言是否義務我們不得而知，但緊急情況下的築城，即便是給錢糧僱來，巨大的勞動強度很容易將一名壯年男子壓垮。靠近腹地的宋人可以躲過，邊塞宋人是絕對躲不過。

這只是興築城池，還有日常修繕和戰時加固維修。修築城池已是邊塞百姓（甚至可以說成為了大宋全國百姓的沉重負擔）一項極為沉重的負擔，北宋朝廷為防止民變的產生，三令五申頒佈詔書，嚴禁河北等地區修築城池時加重百姓負擔。宋仁宗曾頒佈《誡約諸路修築城池毋勞民詔》：

“諸路城池據衝要者即修築之，其餘以漸興功，毋或勞民。”

可這多無濟於事，城池沒修築好得被問罪，不如多徵集點百姓來築城完成任務，激化百姓矛盾好過被中央問罪下獄。

除城池苦役外，一些地區所需要的城防器材和城防設施，中央不給錢配齊，地方官吏就轉變成賦稅的形式加到百姓頭上。宋真宗曾頒佈《令瀛州軍卒刈雜草為防城火備詔》：

“聞瀛州率民納防城火牛茭草，頗甚勞費。自今宜令軍卒刈雜草為備，勿以擾民。”

大宋皇帝下詔不準加重百姓負擔，但這往往是走過場，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邊塞官吏依舊我行我素加大百姓的負擔。如此重的賦役讓邊塞宋人苦不堪言，腹地宋人還能躲躲，地方官吏不敢也不用這麼做。可是邊塞官吏，戰爭失利人都要死了，哪管這些條條框框。

總結

別看北宋文化昌明、經濟發達，存在各種精神和物質享受，可絕大多數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尤其是邊塞宋人。某種角度來看，宋廷貫徹堅持著

“崇文抑武”

是對的，天下苦宋久矣，若是有大宋武將掌權，很可能裹挾民心民意造反成功建立新王朝，武將們可不管什麼三綱五常、儒家道義等。可以這麼說，北宋時期的邊塞宋人活得很不如意，若是可以到遼朝那邊去，恐怕十個裡面有九個願意。人都要死了，還管什麼禮義廉恥，況且那些燕雲地區的漢人不是活得好好的麼？北宋朝廷找到合適應對遼朝騎軍入侵的方式——

築造堅城

，可是犧牲了無數邊塞百姓的幸福生活。

而且，這樣單純的築造堅城進行戰略防禦的方法存在莫大的缺陷，使用起來過於片面，只是圍繞一城一地進行的戰略防守，侷限於一城一地的得失，忽視了所有城池整體性，這樣的城池防守沒有上升到足夠的戰略高度，或者說這是個戰術，而不是戰略。

參考文獻：《宋史》《遼史》《河北守禦十三策》《中國城池史》《中國軍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