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是一種道德型理想人格，它由先秦儒家所建構，為兩漢士人所尊奉。名士則是一種審美型理想人格，它是儒道思想交融衝突的產物，為魏晉士人所崇尚。漢末大亂及曹魏的名法之治和通達之風使君子人格陷入困境，九品中正制的推行為門閥士族的崛起提供了保障。在正始時期，以道家思想為底蘊、以會通儒道為主要特徵的魏晉玄學開始興起，形成了以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為代表的魏晉名士人格。

一、兩漢士人君子人格的演變

1、君子人格初興

儘管秦國是依靠東方計程車人才完成了全國的統一，但推行的是以吏為師的法教政策，並沒有給士人們留下多少發展的空間，而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皇權也給士人以極大的壓力，焚書坑儒的文化專制政策更是將大多數士人推向了對立面，他們被迫沉默並在秦末戰爭中加入了反秦勢力共同推翻了新王朝。漢王朝的建立也並未立刻給士階層帶來好運，大多數士人仍然掙扎在社會的底層，過著窘困的生活。直到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馳百家，獨尊儒術，設立五經博士，興立太學，並以經學為核心進行察舉，廣開仕進之門，士人才逐漸被社會所吸納，獲得了參與社會政治管理的資格，同時也在不斷地調整者自己的價值規範以適應大一統專制政權的需要。

從歷史上看，兩漢時期是士人面臨重要轉折的歷史階段，這個時期所發生的一切最終奠定了傳統社會士人階層的基本品格，也確立了傳統中國社會政治的基本格局和發展軌跡。兩漢時期計程車人逐漸從遊士發展為儒士，並被社會所吸納，廣泛地參與社會政治秩序的建設，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個士大夫社會。在漢帝國汲取了秦亡的教訓，推行休養生息的黃老之術，採取了比較寬鬆的文化政策，譬如惠帝時就廢除了挾書令，同時在國家體制上釆用了郡縣與封建相結合的體制，遍佈全國的諸侯國又給了士人們遊走的空間。

2、士大夫社會的形成

儒士階層興起的標誌是儒士以及具有儒學文化背景計程車人大量進入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統，成為帝國的官僚。雖然漢武帝好儒學並確定了獨尊儒學的國策，但作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所真正熱心的事業是開疆拓土，建立輝煌的功業，顯然這是習於禮儀、疏於政事的儒生們很難承擔的任務，因為自從儒學興起以後，儒家學者主要承擔的是繼承和傳播傳統文化的職能，很少真正參與政治決策，從先秦直到漢初一直都被很多人機諷為“迂闊不周世用”。

因此在武帝時期，真正顯達的儒生只有半路出家的公孫弘一人而已。但以儒學為標準的選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推行，使儒學在社會政治中的影響越來越廣泛和深入，士人修習經學的熱情逐漸高漲，儒士階層逐漸興起。東漢政權可以說是士大夫治國的典型，東漢士大夫的面貌，已與西漢的儒生有很大的不同，其各級官僚大多嫻於吏事，有很好的行政才能，這是自西漢中後期以來儒生和文吏不斷融合的結果，也是東漢統治者有意引導的結果。他們一方面大力提倡經學，尊崇名儒，廣建學校，使儒生的人數急劇增加，同時也汲取王莽復古失敗的教訓，著手對儒士階層進行改造。

二、兩晉政局與名士人格的畸變

1、兩晉政局與門閥士族

兩晉時期尤其是東晉時期是門閥士族在社會上佔據統治地位的時期，門閥士族在政治、經濟方面獲得很多特權。他們世居高官，生活優裕，在文化思想方面主張玄儒兼治，在盡享榮華富貴的同時也追求優雅精緻的生活情趣，在文學藝術方面有特別的貢獻。這一時期也是名士的時代，士族們以名士人格作為自己的理想人格，而名士人格經過西晉時期的畸變之後，經過士人的反思，最終在東晉時期完成定型，出現後世盛稱的“名士風流”。

兩晉政局與門閥士族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兩者也共同形成了兩晉名士生活的政治社會背景。西晉司馬氏政權的建立，離不開門閥士族的支援，同樣晉武帝也給予門閥士族許多特權以示優待，門閥士族在這一時期有了特別顯著的發展。伴隨著門閥士族政治、經濟勢力的擴張，他們在思想上也向玄學靠攏，要求朝廷實行無為之治，以獲得更多的自由和發展空間，玄儒兼治是這一時期門閥大族學風上的主要特點。東晉王朝是在玻挪王氏王導、王敦兄弟的扶持下建立起來的，從一開始皇權就極為衰微，軍政大權都掌握在門閥士族手裡，他們還不斷削弱皇室的力量。等到司馬氏想要收回權力的時候，就馬上會遭到門閥士族的彈壓，終東晉一朝，司馬氏始終未能振興皇權，士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都佔據著主導地位，這是屬於他們的時代。

2、玄懦兼治的門閥士族

西晉政權是司馬氏聯合其他一些門閥士族而建立的，因此司馬氏對支援其的這些門閥士族給予了很多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特權，使門閥士族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以司馬氏為首的西晉統治者，在西晉建立之前已有十幾年順利發展的歷史，形成了一個新的龐大的貴族集團。晉武帝依靠這個貴族集團取代了魏室，因此他也就儘可能滿足這個集團對財富和權勢的要求。國家統一後生產的發展，使這個集團的貪慾越來越大，揮霍也就越來越厲害。所以西晉統治集團一開始就異常、奢侈、腐敗、殘暴，和漢初、魏初的統治集團不同。晉武帝希望透過這種不斷加官進爵、賞賜蔭庇的方式來籠絡權貴高門。

不僅如此，在選官制度上晉武帝也向門閥士族大開方便之門，西晉承襲了曹魏的九品中正制，這項制度雖然遭到劉毅、劉頌、李重、衛璀等有識之士的批評和反對，但為了獲得門閥士族的支援，晉武帝更在九品中正制的基礎上推行了 “二品系資”制。所謂“二品系資”，是指中正在品題人才時，象二品這樣的上品不但需要德才兼備，還增加了 “資”這樣一個標準，“資”是指被品題人的功勞和資歷，實際上還包括父祖的功勞和資歷，稱為“世資”，最直接的體現為本人或父祖的官爵高低。這表明朝廷在取官時開始參照門第和出身，這對門閥士族政治和社會

地位的鞏固有莫大幫助。

三、漢代與魏晉門閥士風

1、由“保身懷方”重“去就之節”

東漢後期，士風由“保身懷方”重“去就之節”轉向“蹈義陵險”，其直接原因在於宦官勢力的膨脹與儒生數量的增長激化了雙方爭奪政治資源的矛盾。在士階層看來，則是宦官勢力破壞了選舉，破壞了名教之治的基礎，為了維護名教之治，他們必須團結起來作積極的。鬥爭。他們篤通道德的力量，認為只要給執政者施加輿論壓力就能恢復正常的統治秩序。然而結果卻是激成黨錮事變。黨禍的慘烈結局，使士人看到了名教所宣稱的道德至上性與輿論約束力在強權面前的脆弱，於是他們的名教信念發生了動搖，士人普遍陷入仿徨與困惑中，士風由“蹈義陵險”而“退身窮處”、“念營苟全”。

2、兩晉“達風”的普遍風氣

魏晉之交，一種被稱為“達”計程車風漸為顯著，其始作俑者為竹林名士阮籍。在阮籍看來，萬物是一體的，因此要放棄自我觀念，放棄自我欲求；萬物是自然的，因此要因仍自然。如果認識到這些，並且在實踐中做到這些，那就進入了“達”的精神境界，其外在表現形式是“不拘禮俗”。這股士風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東漢，名教之治造成的、虛偽計程車風，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他們有意識地對之進行矯正，於是在社會上逐漸形成崇尚任率的生活態度。竹林名士繼承漢末以來的任率傳統，並援引《莊子》賦予其玄學意義，造成很大的社會影響。

高平陵政變後。阮籍不再懷抱“濟世志”，悲觀的情緒使他轉變看待世界的方式，尋求得內心的安寧，於是提出“達”的精神理想。由於這個理想反映了時代精神，因而很快得到士林的推崇，“達風”便成為兩晉的普遍風氣。出於對玄風流弊和對士族壟斷權力的不滿，一些士人以名教清流相標榜，獨立於之外，他們希望驅逐上層社會的不良影響，恢復名教清議在選舉中的輿論權威。這些人以清議控制著“鄉曲之譽”，對尚未取得聲譽計程車人還存在著約束力。這使得當時的社會出現清論在下，玄風於上的輿論生態，使進仕者在不同階段變幻面貌，迎合不同的輿論權威。

結語：

東漢名教之治從東漢後期開始面臨著深刻的危機，名教之治下計程車風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孝文帝改革後，士族的政治地位得到門閥制度的保障，這一方面促使了士族的迅速腐化，出現了背離經學思想的腐化風氣。北方在一百多年後，重新走上了東漢通往魏晉的舊路，在文化發展方向上與繼承魏晉傳統的南方趨同。由此可見，東漢魏晉南北朝士風演進的有著內在的理路，充分體現這一發展理路的是東漢到魏晉計程車風。

參考文獻：

《史記》

《漢書》

《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