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水滸傳》、《三俠五義》以至金庸著名的武俠小說，經常都出現“俠”字。“俠”可指稱用勇力挾持他人的人，既指一種行為模式，也兼指行動的人。從正面的角度來說，“俠”可以用勇力來幫助人，但從負面的角度來說，以勇力逼迫人就範。在中國歷史上，一直都存在著被稱為“俠”的人物，通常形容為“任俠”、“豪俠”、“輕俠”、“遊俠”、“氣俠”、“俠氣”等。“俠”基本上處於社會的底層，最顯著的特點是“輕財”，他們既不做官，也不從商，視錢財為身外物，愛仗義疏財，有時更會豁出自己的生命，換取他們認為的正義。

戰國時代法家思想主要人物韓非是最早明確指出“俠”的四個性質，包括：一、“帶劍者”、“以武犯禁”，擁有足以違抗君權的私人武力（包含武力與武勇）；二、“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以個人魅力（如義、信等）樹立名聲，吸引徒眾；三、“棄官寵交”、“肆意陳欲”，將私人交誼置於國家安危之上，恣意妄為；四、“離（麗）於私勇”，以暴力手段私下解決問題，違反既定法律。就法律而言，俠客是站在法律的對立面，無論是聚斂財富的手段、廣交豪傑的作為、以私人勇力代行公權力，都是法律所不允許。秦、漢時期，朝廷都有“徒豪”政策，將盤踞於各地的豪傑之士，以各種名目強迫遷徙到朝廷容易看管約束的地方，其標準是以財富多寡為定。漢武帝時是家財三百萬錢以上，漢成帝時則是五百萬錢。另方面，因俠客有意無意間打破了法律的威權，因此受到部分民眾歡迎。

史學家司馬遷肯定“俠”的價值，指“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在其所著的《史記》中，還撰寫了〈遊俠列傳〉與〈刺客列傳〉加以表彰，他選出以劇孟、朱家、郭解為代表人物，並賦予“遊俠”的名目。不過，對於俠所堅持的“正義”或“仁義”，司馬遷認為俠客的行事，出於主觀、直覺的感受，往往未經理性的思考，不計其行為的後果，更未必有明確的是非判斷標準，勇往直前，付諸具體行動，其實是一種近於血氣之勇的“氣義”，而且他也指出並非每一個號稱為“俠”的人都值得肯定，因許多“俠”是橫行不法之徒。

唐代是中國文治武功輝煌的時代，也出現了相當多樣化的俠客型別，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當時新興的“劍俠”及“女俠”。“劍”是道教重要的象徵，修道者都會鏡劍隨身，以照妖及斬邪之用。劍俠就是具有這種特色，他們擅長隱身術、神算術、神行術等不可思議的功能，如唐人小說中的聶隱娘和紅線，都屬這種精於道教法術的劍俠。歷史上俠客以男性為主，聶隱娘和紅線的出現，打破了這一慣例。雖然她們當時並未冠以“俠”名，但其實以具女俠之實。女俠的出現，就載籍而言，是從宋代開始，並在明代中葉以後蔚為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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