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張家灣碼頭，是京杭大運河北方的終點。所以張家灣這個地方也成了明朝北方的一個交通樞紐，車水馬龍，日常也十分地熱鬧。
當地一些潑皮無賴也因此萌生了不法之心。他們常常糾集十到二十人，見到富商或官員家眷過往時，就會攔路賀喜，說著各種吉祥話。不給賞錢就攔著不讓人走（有些類似現在一些人攔著婚車討喜錢），並會各種咒罵羞辱。
如果這些富商、官眷不堪騷擾，支使家丁僕從驅趕，那就正中他們的下懷。他們會趁勢滿地打滾甚至自殘，然後高聲汙衊什麼“打人了……打傷人啦……要打死人啦！”
各種撒潑耍賴然後要求賠償療傷錢，不然就告官等等。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富商、官眷為了名聲以及少麻煩都會選擇花錢消災。這些人當時被人稱為“京花子”。
這些京花子分屬不同的團伙，其中最大的一個有一百多人，頭目叫邵斌。有次邵斌照常帶人來到碼頭附近訛詐富商、官眷。但是這次他們遇到個大官 – 一個微服出遊的布政使。
說明：古代官員正式出行，都有官丁、衙役開道。一般沒人敢故意擋道惹事的，因為這種行為說嚴重點就是無視朝廷，犯上作亂了。
布政使可是二品大員，他的家丁怎麼看得上這些京花子，上來就打。邵斌等人不但主動捱揍，還指使手下自殘，用石頭敲破自己的頭。然後他們就高喊“打死人了”、“殺人償命”，引來千人圍觀。
布政使也怕事態難控，只好提出私了，但邵斌獅子大開口要一千兩。雙方討價還價時，通州知州趕來解圍（一個路過的衛所軍官認出布政使後通知的）。邵斌才意識到惹了不能惹的人，急忙跪地求饒。
沒想到這個布政使還挺講道理的，他覺得邵斌等人除了攔路道喜也沒幹別的，而且確實是自己的家丁動手打人在先。為了不給自己留下把柄以及維護官聲，他也沒有要求懲治邵斌等人，最後反而給了他們幾兩銀子療傷。
此事之後邵斌等人就愈發地橫行無忌、張狂起來。
一次廟會，邵斌等人一邊物色敲詐物件，一邊對過往的婦人評頭論足、言語調戲。隨後邵斌發現一個美貌女子被好幾個丫鬟、老婦簇擁逛街，於是帶人圍了上去想調戲並訛詐這個富家女子。
見無賴想調戲女主人，幾個丫鬟就上前叱罵並要驅趕他們。被幾個婢女當街呵斥，把邵斌等人給惹惱了（男尊女卑的卑微心理）。他們叫來幫手人把這幾個女人圍住打了一頓不說，還剝衣散發，好一頓羞辱之後才散去。
這個美貌女子平白慘遭奇恥大辱，自然不肯罷休，回家之後向自己的丈夫哭訴，並要求自己丈夫為自己出氣。但是她的丈夫卻犯難了，不是他沒能力報仇，是他有點不敢報仇。
因為這個女子是他的寵妾，而他是朝廷的御史。
若有官及軍民之家，縱令妻女於寺觀神廟燒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無夫男者，罪坐本婦。
《大明律》
明朝是不允許他們這種官家婦女去寺觀神廟，這個御史怕這件事張揚出去後，會被有心人彈劾導致丟官。實際上邵斌等人敢這麼張狂，也是認為這些官眷背後的官家們不願意張揚。
說明：明朝有不少奇葩的規定，雖然日常人們不當回事兒，但是上綱上線來說還是違法。例如規定富商不能穿絲綢，江南的富戶們有不穿的麼？海瑞在南京都察院時也以看戲的罪名將自己的屬下御史好一頓打。
這位御史就勸自己的小妾隱忍了事。婦道人家自然理解不了，也領悟不了什麼忍辱負重、臥薪嚐膽，反正就是在家中各種哭鬧，斥責丈夫縮頭烏龜、沒骨氣。
御史被自己小妾折騰得不行，加之也確實咽不下這口氣。他就琢磨出一個“曲線救國”的辦法。嚮明英宗上了一道奏疏，彈劾通州官員勾結並縱容一群無賴在張家灣敲詐勒索、欺辱良善。要求將通州知州革職，另派官員緝拿無賴。
御史原本的目的是，如果朝廷追查，通州官員為了自保必然得嚴懲這些無賴證明跟他們沒有勾連。如果朝廷降罪換人，新任官員也會嚴懲這幫無賴立信立威。沒曾想效果比他想的還要好。
英宗看到奏疏後大怒，天子腳上居然有人敢如此肆意妄為，朝廷和他這個皇帝威嚴何在？英宗直接傳令錦衣衛指揮使，命他前往通州緝拿相關人犯並押送法司議罪。
錦衣衛就不是潑皮們耍無賴就可以對付的，很快張家灣地區的京花子全部被抓捕，有綽號的（壞到一定程度才會有綽號）全部送法司，邵斌等九名頭目打入刑部大獄，其餘人等杖刑後驅逐。
刑部卻感覺有些小題大做，因為明初制定《大明律》的時候，沒有考慮到流氓團伙生事的問題，所以沒有相關的罪名。可以給邵斌等人定罪的律條是“冒認及誆賺、局騙、拐帶人財物者，亦計贓，準盜竊論，免刺”。
也就是說依照大明律，邵斌等人的行為要按照盜竊來處罰，而盜竊罪四十兩以下只是笞刑。現在也很難找到受害人來指證邵斌等人的罪行，所以判不了重刑。
而且《大明律》中規定“誆賺、局騙”這類非大惡的罪名如果判罰的刑罰也不重，人犯可以贖刑（就是交罰金代替刑罰），所以最終刑部判“贖罪寧家”，也就是交納罰金後釋放回家。
英宗對於刑部的判罰是非常不滿意，專門下旨：
斌等情犯深重，豈可以常律處之？皆決杖一百，與妻孥發戍邊，再犯及逃，處死。
《明英宗實錄》
這個判罰和刑部之前的判罰就是天壤之別了，如果邵斌等人身體不是足夠強健的話，即便是沒死於杖刑之下也會重傷，重傷被髮配，九成九也會死在路上。
說明：明朝的杖刑如果行刑的官吏認真執行，幾乎無人能扛過六十下。即便是有意放水，也很難捱過八十杖。基於這個事實明朝的杖刑沒有判一百杖以上的，因為這樣就變成死刑了。
因為皇帝親裁，這也就成了針對團伙欺詐的定例，以後凡是團伙欺詐的，起刑就是充軍。
明英宗之所以為這件事情大發雷霆，其實隱含著一個社會問題。因為到了正統年間明朝的軍戶逃軍現象越來越嚴重，困擾明朝的流民問題也開始形成。很多城市聚集著大量無業遊民，為了活命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就選擇了抱團為非作歹。
英宗希望透過此舉來震懾越來越嚴重的流民抱團生事，維護皇朝內部的穩定。但是這只是治標不治本，實際並不能解決問題。而且這些地痞流氓被髮配邊區，一樣不會老實本分，很快就重操舊業，影響邊區的社會安定。
後來朝廷在治理的路上越走越歪，開始對流氓、流民團夥不分首從全部處斬了事。但是根源沒有被解決，只會像割韭菜一樣，一茬接著一茬。而且殘酷的刑罰只會刺激他們鋌而走險（老實守法解決不了他們的吃飯活命問題），這也是日後大明皇朝內的流民起義此起彼伏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