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民本思想，大家都會想到太宗李世民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其實漢高祖時期的謀士陸賈也是民本思想的推崇著。他的民本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輕徭薄賦

陸賈身受秦朝賦役繁苛之苦，也深深地意識到秦朝的賦役制度乃是激起農民起義，進而導致秦王朝覆滅的重要因素。鑑於此，他向高祖劉邦進言西漢政權理應採取“輕徭薄賦”的恤民政策——“國不興不事之功”“稀力役而貢獻”。“國不興不事之功”，即國家不隨意興建無利於國計民生的土木工程，這樣就可以相對地減少物資的消耗以及賦稅的徵收，而“稀力役”的方針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對減輕了勞動力的徭役負擔，保證勞動力優先使用於農業生產，從而鼓勵和激發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

漢高祖劉邦因親身經歷而對民心所向與政權存亡的關係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對陸賈“輕徭薄賦”的民本思想也比較容易接受，故在其稱帝后便積極推行“輕田租，十五稅一”的田賦制度，同時採取“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的稅收政策，量出為入，意在防止無節制地向人民加稅。惠帝、高後時期“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慾，而不擾亂”，因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文帝即位後“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因而“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他多次頒發詔書，要求“務省徭費以便民”在其統治時期，曾多次下詔減少田租，甚至在公元前167年，全免天下田賦。景帝統治時期也曾下詔“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漢初所採取的這些“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惠民政策是在秦末戰爭後社會生產遭到極大破壞的歷史背景下，統治者對民心力量的認識與肯定的結果，對於漢初農業生產的恢復以及“文景之治”局面的形成起了積極的作用，使新興的西漢政權得到了鞏固和發展。

二、崇儉黜奢

陸賈在主張“輕徭薄賦”的同時，積極呼籲“崇儉黜奢”。在他看來，崇儉和輕徭薄賦其實是密切相關的，只有君主崇儉，才有可能實現輕徭薄賦，使百姓休養生息。他讚賞伊尹“修達德於草廬之下”、顏回“一簞食，一瓢飲”的節儉精神，並譴責驕奢靡麗的行為，在陳述“古今成敗之國”經驗教訓的同時，把君主過度奢侈看作是其亡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約法省行

陸賈明確地指出，“秦非不欲治也”， 而是錯誤地選擇“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只知以法治國，“以刑罰為巢”以致於“舉措太重、刑罰太極”， 但“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 法律刑罰若使用不當，只會激化社會各階級的矛盾。因此，陸賈諫言治國者應“以仁義為政”，以德治民，而不是片面依仗嚴刑酷法， 當然，陸賈不贊成治國僅靠嚴刑酷法並不意味著他輕視法治。法律刑罰也是治理國家的一種重要手段，但用法需適度，“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法，動作不可以離度”。他勸誡統治者“虐刑則怨積，德布則功興”，“懷德者眾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充其側，畏之則去其域”， 也就是說，治國要以法為輔，法律只是起輔助作用，其最主要的還是要依仗統治者施行仁政；法治只能作為仁政的調劑和補充。

作為西漢初期的政治家、思想家，陸賈的民本理念可以說是對秦亡教訓的一種反思，提出的一系列民本思想都為西漢政權的鞏固與國家的穩定做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