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場應酬史
應酬是古代官場中重要的一環，包括拜客、宴客、迎送等形式。大肆應酬的風氣至少在漢代便已形成，官員們往往為此所累，但又趨之若鶩，根源就在於有利可圖。
對於許多古代官員來說，日常公務做得好壞也許無所謂，但有些重要應酬出了問題則可能對官途造成巨大影響。權力交換往往就隱藏在推杯換盞、一飲一食之間，於是鑽研應酬反而成了一些官員向上攀爬的一種“捷徑”。
應酬費用“取之於民，用之於官”，官員雖多有抱怨應酬之苦，可這種“苦”實際上還是被轉嫁到了百姓身上。儘管有些朝代、有些統治者試圖透過規定吃喝規模、禁止迎送等方式來改善應酬風氣，但這些“努力”最終都成徒勞。
清代官場拜客風氣極盛，特別是冠蓋雲集的京師。
“問此官何事最忙，冠蓋遙臨，酒醴笙簧皆要政；笑終歲為人作嫁，脂膏已竭，親朋童僕孰知恩。”晚清官員張集馨在其衙署裡寫下的一副對聯，道盡了古代官場的應酬之苦。
應酬本是人際交往的正常方式，但在古代官場，應酬被視為與公務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事，過度的應酬便變了性質。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無官員敢不把應酬當回事，原因就在於公務做得好或壞，也許影響不大，但應酬稍有疏忽就有可能斷送仕途。
吃吃喝喝還送禮
古代官場應酬的範疇廣泛，包括拜客、宴客、迎送接待、饋贈等形式。拜客是古代官場應酬的基本操作，也叫謁客，是建立官場關係的基礎。拜客一般會去官員家中進行拜訪，投上名帖（刺）後經通稟得到允許再進門拜謁。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有《謁客》一詩，描繪了“入門投刺吏翩翩”的場面。如果遇到逢年過節，行程安排緊張，一天要跑許多家，也有不進門，只投名帖的，也算盡了禮數。還有官員本人並不親自前往，只讓長隨代為投帖的情況。
清代官場拜客風氣極盛，特別是冠蓋雲集的京師，拜客的車馬經常如龍似水，“途為之塞”。
晚清浙江錢塘人孫寶瑄出生於官宦世家，其父、其兄皆在清廷擔任過要職，其妻父是李鴻章的兄長李瀚章。儘管他本人官途不顯，但強大的家庭背景，使他對官場有細緻入微的觀察和鞭辟入裡的體會。他在日記中記載，“新年造門投一刺，不見其人，極無謂，而為社會之慣習，必不可廢者”，可見在拜客高峰期，只見刺帖而不見人的情況是社會慣習，且“不可廢”。
更奇妙的是，如果你細心檢視門簿登記的內容，會發現許多投帖拜訪的人“多不相識，且所居極遠”，頗有點“廣撒網”的意味了。就算有的官員在門口貼上了“概不賀節”四個大字，也抵擋不住別人投帖的熱情，雍正年間的官員阮裴園便戲作“爭門投刺亂如煙，歷轆衝風亦可憐”詩，諷刺這樣的情況。
官員新任也必然是要經歷一場大規模的拜客，尤其是在不瞭解的地方，官員需要透過拜客掌握一些必要資訊，熟悉當地官場的大小事宜。李伯元所著的小說《官場現形記》被譽為“一篇討伐當時官場的檄文，把官場的醜惡罪狀全都說盡了”，其中有一個叫隨鳳占的官員，他到蘄州任職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拜客。他“東也拜客，西也拜客，東也探聽，西也探聽”，短短三天內，將蘄州上上下下的事都打聽得明明白白，甚至“把前任署事的一本賬簿都打聽得清清楚楚，放在肚裡”。
關係建立起來後，就是透過吃吃喝喝繼續維繫良好的關係了。
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夏徵農在革命時期寫過一篇名為《談談請客之類》的文章，裡面提到：“中國素來是一個以善吃聞名的國家。一切道德文明，好像都是以吃來做標幟。人們的友誼，既充分表現在吃上面，人與人或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就首先靠請客吃飯來維持。”
在古代官場，吃喝是一切應酬必不可少的形式，既複雜又頻繁。位列南宋“中興四將”之一的將領張俊曾設宴招待宋高宗趙構和文武百官，被後人視作古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私宴，窮奢極欲到令人吃驚。在周密的《武林舊事》中是這樣記載的：脯臘一行九種；下酒十五盞，不乏螃蟹釀棖、水母膾、鵝肫掌湯齏等珍稀菜餚；還有勸酒果子庫十番、廚勸酒十味等等。光吃不夠，還得拿，除了皇帝宋高宗，其餘隨行人員也能分得“伴手禮”，如錦羅、書畫、酒肉甚至真金白銀的錢。
張俊這樣聲勢浩大的私宴由於重要參與者宋高宗身份特殊，也許是個例，但一般官員私下的宴會卻十分頻繁。明朝官員倪謙曾出使朝鮮，有《朝鮮紀行》一文記載了他奉詔出使，入境朝鮮前的所歷所聞。《朝鮮紀行》記載時間跨度從景泰元年（1450年）正月初一起，至二月初三止（含閏正月）。在這期間，倪謙途經28處公館，近5000字的文字中，“設宴”二字出現了58次，此外，與“設宴”有所區別的“小宴”也有19次，有時一天內就要參加3次宴會，足見應酬之頻繁。
古代官員多有文人身份，除了常規的拜客、宴客，文藝上，包括書畫、詩文的交往也被視為應酬的一部分，尤其是名家的作品在應酬場上更為有效，所謂“酬贈詩”“酬應詩”大部分便是用於應酬。清代帖學大家，有“濃墨宰相”之稱的劉墉，將自己的書法作品作為官場應酬的重要方式。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劉墉升任湖南巡撫。初到湖南，他對當地政務不知如何下手，便寫信給關係好的同僚曹文埴請教，並附送上自己的詩作、畫作表示感謝。
身處同一官場的紀昀、王昶等人也經常收到劉墉贈送的作品。乾隆六十年（1795年），紀昀妻子馬氏去世，劉墉還特意抄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送予紀昀，以表哀悼與慰問。這類禮品既風雅，又蘊含心意，素來在古代文官之間十分流行。也許它們換不來實在的物資，但卻是拉攏關係、獲取政治支援的“利器”。
官場應酬的“潛規則”
清嘉慶、道光年間，京城有“小官大做，熱官冷做，俗官雅做，閒官忙做，男官女做之謠”，其中閒官忙做指的是一個叫周採川的官員，他的職位是儀曹，負責掌管禮儀，相對清閒。但他卻“專以應酬為事，終日奔走不暇”，所以被嘲諷為“閒官忙做”。可見無論官職如何，在當時的官場上，應酬普遍被放在了無比重要的位置上。
作為官場一門重要的學問，應酬也有許多規矩要守。“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在初入京師時，對京城官場有如此的體會——“一切酬應，皆有套數訣術”。《官場現形記》中也提出，“應得應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反過來說，做某些官也只需要熟悉應酬規矩就夠了，政務的處理根本不必放在心上。
應酬場上，官員的行頭十分重要。晚清有一部以工商界生活為題材的小說《市聲》，其中有個叫單子肅的官員要去廣東辦事，出發前遇到了舊友汪步青，便向他借行頭，好把自己打扮得光鮮亮麗，他說道：“官場的應酬，步翁是知道的，免不了靴兒、帽兒、補兒、頂兒。步翁，你如今是二品頂戴，做大人了。那從前的五品補服好借給小弟用一用麼？”待汪步青借給他行頭後，便再三稱謝。
但並不是任何場合都需要透過華麗的外裝來展示體面，在其他情況的應酬中，反而需要一些破爛衣裳。《官場現形記》裡描繪過浙江官場風氣的一種奇怪變化，自從來了個“裝清儉”的大官，浙江大小官員在外應酬“不是拖一爿，就是掛一塊，賽如一群叫化子似的”，因為穿得破爛的一定很快就會“得差得缺”。掌握了這個“規則”後，官員們乾脆就不理公事，專心在“穿”上下功夫，杭州城內估衣鋪的破爛衣服、古董攤上的破舊帽靴都被一掃而空。買不到的官員怎麼辦呢？交情好的同僚可以互相借用，但凡遇上應酬場合，一定要穿上最舊的衣服，令人啼笑皆非。
除了潛在的“規矩”，還有的“規矩”被正式寫入了公文。據《天咫偶聞》記載，王士禎在《春曹儀式》中寫道：“同僚及舊僚，遇有慶弔，禮不可廢，情不容已者，同司酌量輕重，僉分舉行。”可見當時在喜、喪這樣的應酬場合，人們現在熟悉的“湊份子”被視為應酬的規矩，並憑金額多少判斷親疏。而以前的同僚進京，更是有細緻的規定，不管對方是否升任，“原司掌印送一隸供役，僉分各三錢，治席公請”，如果宴會辦不成，則以贈送盤纏或禮物代替。
深諳應酬“規矩”的人，在以前的官場幾乎無往而不利。夏徵農的《談談請客之類》中還談到了民國時期的一次競選，說蘇州有兩位先生在競選，甲在前一星期日請吃飯，請帖早在三四天前已經發出。乙知道了，便也在那天請吃飯，並且提前兩小時。恰巧那天有個重要會議，出席的都是有聲望有勢力的人物，乙便早早派人在會議場所等候著，等他們散會出來，一個個邀去吃飯。“十停只漏一二停”，百分之八九十的大人物都接受了乙的邀請，“雖然有何成法尚不可知，可是乙請吃飯的方法無論如何是有相當的技巧的”。雖然最終的競選結果無從得知，但顯然在當時官場的情勢下，乙的勝率是遠遠大於甲的。
民國的這個乙先生會來事兒，從而為自己爭取到了一定的政治資本，而同樣是在蘇州，有人卻因為不懂應酬，落得個悽慘下場。晚清官員、思想家、教育家歐陽昱曾聽聞一個故事，蘇州有一即用知縣，意為遇缺即可補用的縣令，按理說仕途應該是比較明晰的，只要有缺位便可立即走馬上任。可他生性迂拙，不識應酬，等了20多年，“不惟無署事，並未得差遣”，到最後也是“孑然一身，典質俱盡”，錢財皆盡，生活無著，只好選擇自盡而死。
應酬之苦
從張俊的家宴可以看出，宋朝是應酬之風最盛的朝代之一，更為關鍵的是，應酬的費用大多並不是私人掏腰包。北宋的尹洙曾在《分析公使錢狀》中記載，慶曆三年（1043年），僅渭州官府官員每月便有5次公款吃喝的宴會。除了吃喝，應酬中還有禮物相贈。南宋時，“東南帥臣、監司到罷，號為上下馬，鄰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近歲蜀中亦然”。宋寧宗嘉泰年間“成都三司（三個衙門）互送，則一飯之費計三千四百餘緡”。而“建康六司乃倍之”，造成巨大的開支。
對於朝廷來說，這樣的應酬早已超出正常人際交往的範疇，成為一種弊政。儘管後來宋寧宗禁止官員借公務之機大吃大喝、奢侈浪費，但衙門之間互相迎來送往、大肆應酬的情況依然難以斷絕，對官場風氣造成嚴重的不良影響。
對官員本人來說，應酬也成為一種令人苦不堪言的沉重負擔。
翁曾翰是晚清重臣翁同龢的侄兒，後來被過繼給翁同龢為子，曾任玉牒館校對、內閣侍讀等職，官當得不大不小。在他的日記中，官場應酬佔據了不少篇幅，形式包括招飲、作陪、接場、預祝、聽戲等等，有時一晚上還要赴多個飯局。翁曾翰在應酬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健康欠佳的他並不喜歡這樣頻繁的應酬，他曾寫道“痔痛又發，兩處應酬，頗覺憊甚”。其生父翁同爵屢次在信中勸他“在京能少應酬調養身體”，但身處這樣畸形的官場之中，又怎能真正避開？
“紹興師爺”的代表人物汪輝祖著有《學治續說》一書。這本吏治筆記，記錄了他在幕友時期和擔任州牧縣令期間的吏治心得和所見所聞。“凡有陋規之處，必多應酬，取之於民，用之於官，諺所謂‘以公濟公，非實宦橐’也。”儘管汪輝祖看到了應酬“取之於民，用之於官”，但應酬“歷久相沿，已成常例”，不宜獨減。
可悲的是，無人不知過度應酬的危害，卻只能選擇隨波逐流，主動“下沉”適應這樣畸形的官場生態，形成惡性迴圈的怪圈。
視覺 I 楊曉東
編輯 I 曾那迦
稽核 I 劉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