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創於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其積極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為國家簡拔人才規範標準，並將這個標準貫徹到教育體系當中；二是提供了一個相對自由且公平的競爭平臺，破除貴族的壟斷，讓平民有機會透過自身的努力獲得參政權力。
科舉制度創立之後，歷代都在其基礎上承襲，並根據不同的社會狀況，對其進行改進。本篇著眼於宋神宗時期科考的兩道題目，談談熙寧變法的過程中，宋朝在科舉方面的變革。
一。 宋神宗的兩道策問
1．第一道策問
治平四年，神宗剛即位不久便舉行了一次科舉考試，即“恩科”。此時的考試製度仍然是沿用前朝的舊制度。到了熙寧三年，宋神宗在屬於自己的年號內舉行了第一次科考，《宋史·神宗本紀》中記載當時的情況“始策進士，罷詩、賦、論三題……”。
這裡說的“始策進士”指的是在進士科中採用了策問的方式。所謂“策問”就是以經義或政事等內容為提出問題，要求試士進行解答。
此次策問由神宗親自出題，內容如下：“蓋聖人之王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富足以備禮，其知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眾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此次科舉正值熙寧變法伊始，從策問中的“方今之弊，可謂眾矣”可以看出，北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存在著很多的弊病。
從“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中我們也能看到神宗變革的決心和對改革程序的憧憬。
2．第二道策問
三年後，即熙寧六年，又到了下一屆科考。宋神宗再次為科考出策問題目，其內容摘錄如下：“古之明王，求賢而聽之，擇善而使之。法不足以有行也，改之而已；人不足與有明也，作之而已……朕即位於茲七年，行義政事之失，加於天下多矣。往者不可救，來者尚可圖也。以所見方之，毋隱。”。
當時，正值熙寧新法全面鋪開之際。新法受到了來自各方的反對和抵制，從“朕即位於茲七年，行義政事之失，加於天下多矣。”
這句來看，宋神宗是有壓力的，變法並沒有如他之前想象中那麼一帆風順，受到反對聲音的左右，他變法的決心也隨之動搖。
後一句：“往者不可救，來者尚可圖也。
”說明了他決意變法的初衷尚存，但作為一國之君，他又不能不權衡各方的利益，希望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途徑來將這場改革進行下去，以挽回當時混亂的不利局面。
二．熙寧以前的科舉制度
1．宋初的科舉方式
前面介紹了神宗的兩道策問，現在再回過頭看看宋朝的科舉制度。說到宋朝的科舉，可謂盛極一時，其規模不僅超越了唐朝，甚至後世的明、清亦不能與之比擬。
就拿每年平均新科進士的數量來說，宋朝都超過了前朝後世。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的疆土不及唐、元、明、清之一半，人口自然也相對較少，而人才儲備占人口比例之高，卻又是為何？《宋史·選舉志》說：“宋初承唐制，貢舉雖廣，而莫重於進士、制科……三百餘年，元臣碩輔，鴻博之儒，清強之吏，皆自此出，得人為最盛焉。”。
宋朝初年科舉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為“貢舉”，是仿照唐朝的舊制，其科目有進士、九經、五經、通理、三史、三傳、學究、明法和明經，其中又以明經和進士二科人才最為鼎盛；另一種形式叫“制舉”，當國家需要某種人才，由天子隨時招考，不常設定。
此外另有“武舉”和“童子學”，屬於特殊的科舉形式。對於週期性的貢舉科，最初的時候是每年舉行一次，直到宋仁宗時候才改為兩年一考。頻密的科考也是宋朝進士高產的原因之一。
2．宋初科舉問題及慶曆改革
上一節提到宋初隸屬於貢舉的進士科考試沿用唐朝舊制。在《宋史·選舉志》中提到：“凡進士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貼《論語》十貼，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也就是說，進士考試首先考的是詩賦文章，這也是受到唐代以詩賦取士的影響。
但科舉取才，是以貯備政治才幹為主，而先以文學藝術能力作為考核依據，就有學非所用、捨本逐末之嫌。
另一方面，應試者接受考核的時間也就是一天，一些有真才實學之人可能會因為某些以外情況而發揮欠佳，最終導致不能入圍。還有些人，雖有才幹，但品德缺失，也無法在一日內進行甄別。
針對上述問題，在宋仁宗慶曆年間，范仲淹等人就對當時的科舉制度進行了一次改革，即慶曆新政當中的一部分“精貢舉”。
其主要內容有兩點，一是進士先進行策論考核，然後才是詩賦考核，雖然仍舊保留詩賦，但主次順序調轉，取才的結果就不一樣了；第二是在州、縣一級地方興建學校，應試者必須在校學習三百天，無敗德行為的者方可參加貢舉的秋試、省試和最後的殿試。
這樣一來，應試與教育捆綁在一起，對上述弊端確實有著積極的改善作用。只可惜新政觸動了太多官僚的利益，遭到許多反對。改革不到一年，范仲淹就被罷相，新政也隨之作廢。雖然新政實施時間不長，但對後續的熙寧變法提供了很好的借鑑。
三．熙寧變法以來對科舉制度的變革
1．熙寧變法
和慶曆新政一樣，熙寧變法也是針對當時宋朝的弊政而發起的。宋代弊政在於重文輕武，冗官、冗兵、冗費現象極為嚴重。就冗官而言，宋朝官制採用了一職多官，相互制肘的管理模式。此法雖然有效抑制了官員的權力氾濫，卻令到行政效率低下。
冗兵指的是兵員雖多，但領軍的將官權力分散，使得軍隊缺乏訓練，戰鬥力低下。冗官和冗兵的結果是政府的開支大幅增加，造成了冗費。
由此看來，宋朝科舉高產與冗官政策是息息相關的。神宗繼位後，年輕的帝王雄心勃勃，有意效法秦孝公的故事，徹底清除弊政。於是任王安石為相，從農業、稅務、經濟、軍隊、科舉等諸多領域入手，全面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變法，史稱熙寧變法，又名王安石變法。
同樣，新法損害了舊有封建勢力的利益，其遭受的阻力並不比慶曆年間推行新政時小。
再者王安石在推行新法時過於激進，用他的話說是“天變不足畏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按當時的情形，就等同把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得罪了。
宋神宗雖兩度啟用王安石為相，但在包括三朝元老韓琦，後宮皇太后、太皇太后以及一縱名士司馬光、蘇東坡等人的一片抵制聲中，宋神宗對於變法的態度也發生了搖擺，新法最終宣告流產。
2．宋朝科舉制度在熙寧變法中的改革
《宋史》寫到：“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可見在熙寧變法之中，科舉制度也是改革的一部分。
那麼，在熙寧變法的過程中宋朝科舉制度發生了哪些改變呢？主要是以下四點：一是罷除諸科，僅保留進士科。
二是進士罷詩賦，改試策論，而對於貼經墨義這些著重於記憶的考點，只要能說明其大致理義，抒發自己的見解即可。《宋史》有云：“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熙寧四年，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
三是為照顧那些在過渡時期不能改業的學子，另外增創明法科，讓他們以習法應試。
前三點這是從學以致用的角度來考慮的，帶有較強的實用性。第四是將原來兩年一次的科舉改為三年一試。這樣一來，平均每年出仕的生員數量就會減少，對冗官、冗費的現象起到起到了一定緩和作用。
在宋神宗再度啟用王安石三年之後，即元豐二年。開始推行“三舍升試法”，該法是以學校取士代替科舉取士，具體方案為擴招太學生員，將其分為外舍生、內捨生、上舍生三個等級，
從外舍生開始，定期舉行考核，擇其優異者升入內舍，內捨生也是透過考核擇優升入上舍，上舍生於春秋兩季各考核一次，上等生直接授官，下等免解。三舍升試法可以看作是熙寧變法中科舉制度變革的延續，也是科舉自創立以來最大的改變。
結語
《宋史》這樣評價宋神宗：“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勵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王安石入相……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這一方面頌揚神宗盡心國事，另一方面又責備他任用王安石擅改祖宗舊法。
然而宋史的評價是有偏頗的，因為熙寧新法實施期間並未發生重大的錯誤，也沒有造成惡劣影響，我們看到更多的是保守與改革勢力間的內耗。
雖然神宗崩後新法即被廢除，但後世對熙寧變法的認同並非一致。在南宋初期，就照搬熙寧早期的科舉改制。
後來明清的八股科舉也受到熙寧科舉的影響。因此說，制度是否優越，並不在於口舌之爭，而在於實踐驗證。
參考文獻
《中國考試製度史》
《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