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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達開既已作出了入川決策,何如還要長驅入湘,鏖兵寶慶大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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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達開既已作出了入川決策,何如還要長驅入湘,鏖兵寶慶大半年?

我在前天寫過一篇《石達開“負氣出走”時帶走了多少人?都做了哪些拆臺子的事呢》,辨清了石達開的出走並不是純粹的“負氣”,主要是避禍。這種避禍,又不是單一的撂挑子,其仍然以太平天國事業為重,出走是主動讓出以天京中心的根據地,避免因“地盤”爭端而造成內部矛盾激化。

基於這,我們就不難理解石達開1857年5月離開天京時,其所帶走的隊伍不過才數千人;而離開安慶,所帶隊伍也不過五六萬人。

石達開離開安慶,主要是赴援江西、進軍浙江。

1857年6月11日,清軍總兵傅振邦攻佔溧水,7月16日又陷句容,大兵雲集鎮江。江南大營欽差大臣和春、提督銜漳州鎮總兵張國樑趁勢率軍向天京進逼。

這個時候的洪秀全火燒眉毛,急得跳腳,千方百計求好於石達開,希望石達開能念在舊情,拉老兄弟一把。

從咸豐七年閏五月初六日(1857年6月27日)安徽巡撫福濟的奏報可以充分看到這一點:“據六安州練總肖成德稟繳所夥賊信,內有翼王私自出京誓不回去,並將來天京必定空虛等語,外抄偽詔數紙,亦以石逆遁去,金陵無人主持,令各偽官百計迎回,竟不復返,其情詞慘迫,反覆不休。”

實際上,洪秀全也只是在需要救火時不斷髮動群臣向石達開求救,而當李秀成提出“仍重用於翼王,不用安福王”,他便立刻變臉,降詔革除了李秀成職爵,則石達開果真信了洪秀全的鬼話,重回天京,只能是自請屠刀、自投羅網。

因此,石達開“私自出京誓不回去”是實,但並不意味著就是要與太平天國決裂。

他針對敵我形勢制訂了戰略措施,行使自己“電帥通軍主將”的權力,調動陳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韋志俊,楊來清等人全部迴護衛天京,自己則赴援江西,並攻略浙江,以打亂清廷部署,為天京城下的解圍戰創造戰機,透過內外線協同作戰以解天京之圍。

安慶是長江上流軍事重鎮,只要安慶在太平軍之手,清軍就不敢輕舉妄動。而從安慶進兵江西、浙江,就近拱衛天京,必然打亂清軍的全域性部署,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清方也一直擔心太平軍從安慶進兵江西、浙江。

安徽巡撫福濟說:“江西乃石達開竄擾之方,黨與甚多,一呼百應,且米糧充足,就近裹挾楚,廣悍匪,足以橫行。”

辦理江西軍務西安將軍福興也奏稱道:“竊慮其不屑逞志於江南,必圖肆虐於皖南。”

接下來的事實也證明,“自達開之從安慶出師也,所至聲勢震盪,滿清援浙,援閩,防蜀諸役,輒以湘軍主帥曾國藩御之”。

石達開進軍贛浙,牽動清軍大局,使曾國藩等疲於奔命,大大減輕了天京壓力。陳玉成、李秀成得以從容擊破江南大營,穩定了太平天國危局。

實際上,曾國藩以“丁父憂”回籍守制後,清廷對其疑忌極深,本來就想將之雪藏,不想讓其再掌兵權,天京事變和石達開出走這兩場變故,更使清廷堅定了這種想法,但石達開在贛浙的攻略,清軍部署被全盤打亂,被指派赴浙主持軍務的欽差大臣和春又膽怯不能成行,才不得不起復曾國藩。

石達開既已作出了入川決策,何如還要長驅入湘,鏖兵寶慶大半年?

話說回來,雖然我們從德興阿給咸豐帝的奏片中可知石達開進兵江西、浙江的軍事行動是得到洪秀全的批准的,即兩人間的君臣關係還在,但洪秀全是不能容忍石達開這種半獨立狀態的存在的,在天京局勢暫時穩定之後,另委楊輔清為中軍主將,從事實上免掉了石達開通軍主將的職務,並且透過拉攏楊輔清,從背後搞小動作,使石達開失去後方依託,迫使石達開萬里遠征,從此與太平天國的政治中心天京越行越遠。

石達開從浙江撤離,一則因為江西建昌、寧都地區流行瘟疫,二則楊輔清已由福建撤入江西,為不在江西與之造成不必要的摩擦,因此由贛入閩,連續攻克了政和,崇安,建陽,泰寧,建寧,寧化,汀州等府縣。

可惜的是,這些地方土地貧瘠,又逢災荒,糧草供應困難,士兵又水土不服,以曾國藩的話來說,是“賊之死於無食,死於地氣者,動以千計,沿途狼藉”,無法建立根據地。

1858年冬,楊輔清部在景德鎮與清軍鏖兵,戰事吃緊,寫信邀石達開入援。

注意,楊輔清是從石達開的部下脫離出來的——楊輔清當日的突然脫離,導致石達開開闢浙閩根據地的設想泡湯,且楊輔清被洪秀全封為中軍主將,其實就是取代石達開的“通軍主將”。如果石達開是個心胸狹窄的人,肯定會對楊輔清的求救嗤之以鼻、置之不理。

但石達開接信後,立刻分兵三路入贛,連克江西瑞金、連城、南安、崇義、信豐,牽制清軍,隨後又進攻贛州,準備從贛州北上,收復吉安,臨江,與楊輔清部共謀收復九江。

為此,駱秉章在給咸豐帝的奏片中驚呼:“石逆在南安時,景德賊(指楊輔清)囑其由贛吉取道北竄,與之合勢,以竄皖鄂,石逆複稱須由南安竄湖南,下趨鄂省,以取上游之勢。此書為江西樂平紳團搜獲,其蓄謀之狡毒如此。”

石達開是想與楊輔清部聯合收復江西,但楊輔清雖在景德鎮一度佔據了優勢,但終究乏力挺進湖口九江,遂又改變了策略,致書楊輔清,謂“須由南安竄湖南,下趨鄂省,以取上游之勢”。

“由南安竄湖南,下趨鄂省,以取上游之勢”的戰略構想,是石達開於1858年除夕大會所部諸將作出的決策,擬由兩湖之地進取四川,史稱“南安決策”。

1859年春節過後,石達開長驅入湘,在湖南腹地發動“寶慶會戰”。

寶慶即今邵陽市,與婁底市毗鄰,是湖南中部腹地重鎮,雖說戰略位置重要,屬兵家必爭之地,但石達開既然已經準備入川開闢根據地,就應該繼續貫徹此前“電驟颶馳,晝夜奔躥”的靈活機動戰法,抓緊時間,搶在湘軍尚未回師、四川方面來不及作出反應前一舉定蜀。

但是,石達開卻在寶慶展開了曠日持久的鏖戰。

究其原因,石達開還是牽掛著天京方面的事業。

朱偕漢先生在《石達開在南安究竟作出了怎樣的決策》一文中分析說:“湘軍傾巢東犯安慶,遠離後方,暴露了湘軍在補員、給養方面的困難。也造成了湘軍將士對太平軍突襲湖南畏懼。倘若太平軍避實就虛,迂迴贛南湘南,進攻湖南腹地,從而推向湖北,必將動搖湘軍軍心,迫使湘軍回救湖南。這不僅可解安慶之圍,且太平軍也可再造高屋建瓴之勢。很可能石達開就是根據對形勢的這一判斷,決定第四次進兵湖廣的。”

可見,石達開大舉攻打寶慶,更多的是從解安慶圍困的考量出發。

實際上,對石達開而言,只要拿下寶慶,他就可以掌握戰場的主動權,既可以以寶慶為據點,取上游之勢,回師湖北,也可以從寶慶入川。如果兵力充足,甚至可以兵分兩路,一路入湖北,與江西、安徽的太平軍兩線夾擊,收復武漢三鎮;另一路入川,搶奪“天府之國”,建立新的根據地。而進軍四川的戰略目標實現,不但能分散敵人兵力,還能團結西南各路義軍,並爭取上游有利地位,從根本上改變全國反清的戰略形勢。

即石達開的謀蜀戰略,是一個既顧天京,又謀全域性的高瞻遠矚的主張,並非單純的“獨樹一幟”“自立一國”。

也就是說,出走天京後的第三年,石達開還念念不忘太平天國天京方面的事業。

寶慶會戰從1859年2月打響,石達開“自江西南安府率大眾趨寶慶,號稱二十萬”分兩路進圍寶慶:一路從西路側攻寶慶,由傅忠信、喻子和率領,從新寧、武岡,間道趨寶慶;陳亨容走道州,繞道廣西入新寧、武岡;賴裕新由道州、永州邊境攻東安進逼寶慶。另一路由石達開親自統率,從東南方直逼寶慶。

石達開既已作出了入川決策,何如還要長驅入湘,鏖兵寶慶大半年?

5月 24日,石達開諸路大軍均衝破清軍攔阻,並於6月下旬先後到達寶慶外圍,立即從西、南、東南三面環城依山遍紮營壘,控制城北及東北路交通線。

值得一提的是,寶慶會戰打得熱火朝天之際,石達開聽說洪仁被委任主理國事,還在百忙之中遣使團道賀,並且提出今後一切上給天王的奏章均由請幹王代轉。即他的心裡還牽掛著天京的兄弟,注意著天京方面的一舉一動。

7月初,石達開傾其所有,發起圍攻寶慶之役,歷時3個月,令清廷朝野震驚。

在古代戰爭中,攻打防禦堅固的城池,無論多牛掰的名將,都會感到極其頭疼。在爆破力巨大的炸藥應用到攻城以前,中國軍隊攻擊城池的手段十分有限。無數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都發生在野戰戰場,一旦敵人縮入城池當烏龜,即令孫吳白韓再生,也只能望城空嘆。遙想諸葛武侯妙計層出不窮,但遇上了司馬懿深壕壁壘,也只得哀嘆“悠悠蒼天,曷此其極!”唐太宗李世民僅用三千五百騎兵就能打垮竇建德十萬大軍,但要取堅城洛陽,也只能採用圍困斷糧的笨辦法逼迫王世充出城投降。從春秋戰國到晚清,只有守城名將、野戰名將,沒有攻城名將。誰也沒有攻城必克的絕活,所謂的摧城拔寨,多是以大軍壓境,兵威恫嚇,逼使守城主將出逃或出降,或施詭計誘引守軍以在城外殲滅。遇上了意志堅決、油鹽不進的守將,那就只有圍困一途,圍到城中彈盡糧絕,意志崩潰為止。

石達開在湖南是客軍,缺少後方支援,不可能實施“長圍”,在寶慶城下停留時間過長,未免師老兵疲,為求儲存實力,不得不撤入廣西休整。

寶慶會戰雖以失敗告終,但對全域性產生的重大影響是不容抹殺的。

原本,曾國藩、胡林翼正在黃州籌備三路進剿安慶,卻因寶慶會戰不得不改援寶慶,致使會剿安慶之戰推遲了一年多。

還有,曾國藩“本擬調蕭啟江一軍從浮樑”夾擊駐守在景德鎮的楊輔清部,也因石達開進軍湖南造成“彬桂告陷”,被迫調蕭啟江軍“回援湖南”。

胡林翼“當湘事之告急也……僅領餘兵二千人入黃州城守,蓋兵將已全赴湘中”,導致了黃州後來落入陳玉成手中。

天京戰場上,太平軍江浦守將薛之元叛變,叛將李昭壽進陷浦口,李秀成左支右絀,危機四伏。清咸豐帝又轉諭官文、胡林翼,命湘軍水陸分攻舒、桐、廬州、安慶,以牽制陳玉成,形勢極度危急。

是石達開在湖南發動的會戰打亂了官文、胡林翼等人的部署。以官文、胡林翼的奏復原話來說,是“因石達開進入湖南,先後調去水師四營,陸師四營,馬隊二百,備多力分。設寶慶兵力不敷,則嶽、鄂同時震動。”

可以說,從牽制清軍的數量、質量,以及對全域性的影響來看,寶慶會戰不失為太平天國運動中一場大規模的戰役。

即從1857年5月離京到1859年8月寶慶會戰結束前,石達開一直是反清鬥爭中的主導人物,其所開闢的浙、閩、贛、湘戰場,都是太平天國反清的主戰場。

關於寶慶會戰對全域性而言的戰略意義,王國平在《1859年寶慶戰役研究》中有總結:“1859年初,翼王石達開提師十萬眾,直搗湘軍老巢湖南,發起了寶慶戰役,這次戰役以石達開軍的失敗告終而令人惋惜,但是寶慶戰役的影響波及江西,湖北,安徽和天京及其外圍,打亂或牽制了湘,楚軍的軍事行動,支援了長江中下游主戰場上的太平軍,有者牽一髮而動全域性的戰略重要性,不失為太平天國戰爭史上的重要一頁。”

石達開既已作出了入川決策,何如還要長驅入湘,鏖兵寶慶大半年?

數十年後四川總督趙爾豐感慨石達開出走後“與金陵賊巢隱為聲援”作用,稱:“石逆素稱驍悍,金陵老巢得久負隅,全恃石逆之善布遠勢,牽制官軍。自石逆伏誅,金陵失一重大外援,官軍乃得一意圍攻金陵,江南軍務遂以肅清。”即天京得以存在,主要得益於石達開“善布遠勢,牽制官軍”,石達開敗亡,即“江南軍務遂以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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